两部热点法律的“废”“立”之辩

          ——从《反体罚法》公投想到《“三振”法案》

【核心观点】

《反体罚法》——“反”的是“造成后果的严重体罚”
    废法，和立法一样——应采取严苛的“高门槛”制
    各国法制史：“严刑酷法”与犯罪率的高低无因果关系
    “左手”是收紧立法，“右手”是执法到位——缺一不可

7月31日至8月21日，《反体罚法》公投在新西兰展开。这几日，媒体的讨论很“热”：从网络民调看，主流社会偏向于维持现行《反体罚法》不变；从媒体互动看，华人社区似乎反对此法的呼声更高。

新西兰是全球24个立法禁止父母体罚孩子的国家之一（其他国家还有德国、西班牙、丹麦、荷兰、希腊等）。该法两年前由绿党国会议员Sue Bradford女士提议设立，当年在国会以113：8顺利通过实施，法律的要旨是严禁父母体罚孩子，情节严重者构成违法。为了防止“小题大做”、对父母教育孩子限制过多，在司法实践中，警方的执法尺度应该说非常“宽”——除非父母真的下手太重，造成严重后果，否则并不会适用该法。事实上，2年中，全国只有一个基督城的父亲因此被裁定有罪——换句话说，民众普遍担心的“打打孩子屁股”“轻微教训孩子”等行为并未被追究为违法。

但该法一直是政治家们进行政治博弈的“筹码”，行动党、家庭优先组织等以捍卫父母教育权为由，强烈反对《反体罚法》，希望以民意的力量推翻该法。于是，就有了本次公投——全体纳税人为此买单900万元。从法律上讲，本次公投结果并不必然导致法律的变更——只是一种民意的表达，“仅供政治家们”参考而已。

基于对《反体罚法》的立法精神、执法尺度以及法律稳定性的理解与考量，笔者个人倾向于支持“维持现法不变”。

从立法角度而言，该法是一种具有“更高道德标准”的法律——即把本来可以属于道德范畴的行为，上升为法律规范——比较“超前”，对国民要求更高，但这本身无绝对意义上的对与错、好与坏。如果该法还没立，我会选择“无需立法”——因为父母体罚孩子造成严重后果，完全可以依据相关刑事法律来定罪，而不必另立新法；但既然已经立法，我的选择则为“暂不改变”——因为这部法律本意尚好，且并未出现执行偏差。其实，修法、废法时的审慎与立法时的审慎并无二异，采取“严苛”“充分必要”“绝对理由决定论”的思维应是基本导向。如果，“低门槛”地就可以废止一项法律；那么，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再次陷入“立法容易—废（修）法不难—不行就改—改来改去”的轮回——而每一个“怪圈”的轮回背后，都不可避免地站着无数自己还全然不知的买单者。因此，我十分赞同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与严肃性。

从该法的实施效果看：《反体罚法》的“利剑”高悬，一来全国家暴事件已有所减少；二是客观上促使了父母教育方式的改善；三是警方以及法官在执行法律中并未矫枉过正，那种认为“轻打孩子即违法”的事情其实并未实际发生。

仔细审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打骂的确是一种“省事”“简单”“有时很有效”的方式，但其实是父母“偷懒”了，图省事了，无形中放弃了更好、更艺术、也更费事的教育方式，而这一切却要孩子来承受，且代代相传；同时，孩子在被打骂时，他们并没有充分的抗辩权——父母难道就没打错的时候吗？

从这几日华社打进电台的“call-in”看，很多华人情绪激动，义愤填膺地声讨《反体罚法》，认为“体罚孩子是父母的权力”“法律不该管家事”，其实，很多人对这部法律的具体内涵及实际执行尺度，并不十分了解——往往还是望文生义地以为“轻微体罚孩子也构成违法”，这就难免造成对话语境的缺失。如果本次公投的问题更加具体化，如“情节严重、造成伤害后果的父母体罚孩子的行为，构成违法”（事实上，该法就是按这个“尺度”执行了2年，并且还将继续这么执行——如果它不被废止的话），相信很多人的立场都会发生变化——或许，这就是文字的迷惑性吧。

退一步说，即使为了避免歧见，使《反体罚法》的立法精神与法律适用更明确——不至于“无厘头”地吓着“好心”父母，需要采取的“动作”也应是通过修法，使该法的个别条款明晰化，而不是全盘否定的“推倒重来”。

说句题外话，过多地强调“打骂合法论”，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华社很“厉害”、很“强悍”、很“暴力”——这既与实际情形严重不符，由此带来的社会效应也不好。

不禁想到前不久行动党强烈提出设立《“三振”法案》（即三次犯重罪，即终身不得假释），对此，不少民众也是一片叫好，大有“不支持《“三振”法案》，就是不关心社会治安，就是纵容犯罪，就是与民意为敌”之势。但值得思考的是：在善良初衷的背后，是否同样需要一颗理性的心？

一次立法意见征询会上，笔者居然算是“另类”地表示：绝对支持“收紧”立法，但更期盼现有法律得以严格、高效地执行；坚决支持严惩犯罪，但不赞同新设《“三振”法案》。

首先，严格假释条件的立法路径，首选应是完善现有法律，而不一定是另立新法。用好、用足现有法律，比仓促立法、事事立法效果很好，成本更低，也才是解决问题之“本”；否则，新西兰不知还要“冒”出多少千奇百怪、形形色色的“怪法”呢！比如——为了严打犯罪，确需明确或者增加“哪些情形下”不得假释，不妨直接修订、完善现行相关法律即可，何必舍“简”求“繁”？动辄“另起炉灶”设立新法？那种随意立法、见漏补漏式的立法模式，不符合法律制定的基本逻辑，造成立法资源的极大浪费，往往还会顾此失彼、前后矛盾。

其次，三次重罪才不得假释，看似“收紧”了法律，其实并不尽然。设想一下其法律适用过程：那个屡教不改的重犯最终“终身不得假释”，得要多少年啊——进了出，出了进，无法想象该法的“首个吃螃蟹者”会出现在猴年马月？

再次，新西兰的治安形势的确日渐严峻，但要扭转现状，不能把“宝”全数压在“严刑酷法”上，不要指望“毕其功于立法一役”。放眼世界各国法制史，犯罪率的高低与法律的严与松，其实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很多人不了解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却是法制史上的事实。

就当下新西兰而言，既需要法律的梳理与“收紧”——因为新西兰的法律总体上确实偏松，也需要执法者执法理念、执法能力的调整与提升——法律执行不力、偏软、不到位，更是主要症结所在。而这两者缺一不可，互为影响，重中之重或在于：对受害人权益的“倾斜”保护；对罪犯权利的逐步限制；加大刑罚处罚力度；执法者执法能力的提升、执法权限的扩大等，而每一点改变都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社会实例的积累对立法者、执法者心理与理念的冲击与影响。

这事可以呼吁，可以造势，可以推动，但真的急不得，急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