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批评理论概述

                                      吕晓宁

摘要：原型批评理论是二十世纪影响较大的一种文学研究方法，在我国兴盛一时。本文拟简要概述一下原型批评理论方法的发展和理论体系，并结合闻一多先生的《伏羲考》进一步理解该方法的使用。

关键词：原型批评  弗莱  批评的解剖  伏羲考

一、  原型批评理论的溯源和发展

“原型批评”，又称“神话批评”（myth criticism），它要求探求文学中的各种原型（表现方式的、审美心理的、意象的或母题的等等）并对之加以归纳、梳理，从而从整体上来把握文学类型的共性及演变规律。“原型”就是“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最基本的文学原型就是神话，神话是一种形式结构的模型，各种文学类型都是神话的延续和演变。原型批评指向文学的源头，也可称为“发生学”，强调文学的整体性、系列性，把作品看作一个系列，着眼于整体，具有实用性。

原型批评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20世纪影响较大的文学研究方法。其真正崛起的标志是1957年，加拿大学者诺思罗普·弗莱著的《批评的解剖》的问世。弗莱吸收了心理学、人类学的成果，融汇了‘新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等各家长之处以及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系统地论述了原型批评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从此，弗莱成为原型批评的主要权威。

原型批评理论可追溯到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他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提出了“集体表象”这一概念，指的是原始人在精神上、心理上的超个体体验，这种体验为集体所有，非个人所有。

对弗莱建立原型批评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英国人类学家J.G.弗雷泽，另一个是卡尔·荣格。

弗雷泽是“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又被称为仪式学派），他的文化人类学巨著《金枝》中描写了一个的金枝王国：古代居住在内米湖畔的意大利人在王位交接时举行一个仪式，王位继承人需要从圣树上折下一根树枝，在搏杀中把老国王杀死，然后继承王位。弗雷泽将艺术与仪式联系起来，以仪式为基础展开研究，把艺术的起源追溯到巫术阶段。在弗雷泽看来，人的高级思维经过了从巫术到宗教再到科学的过程，并且仍保留着巫术宗教的痕迹。在原始人看来，人与自然间存在着某种交感互应关系，所以人们可以通过象征性的活动——巫术仪式，把自己的愿望感情赋予自然，以图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随着文明的演进，以人为中心的巫术渐渐被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所取代，并最终让位给以科学为中心的现代文明。巫术—宗教—科学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但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之处：都相信自然具有秩序和规律，而且弗雷泽相信利用科学可以更好的解释远古的神秘仪式、奇异风俗和怪诞神话。对于神话批评理论，弗雷泽的主要贡献在其交感巫术原理。前苏联的雅科伏列夫和乌格里诺维奇对剑桥学派的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混融仪式，包括诗歌、舞蹈、教育、伦理等人类文明。

“荣格学派”是从心理学角度探讨原型的，代表人物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荣格对于神话原型批评的贡献主要是他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和“原型”说。

荣格认为人有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无意识的心理中不仅有个人的童年以来的经验，而且积存着许多原始的、祖先的经验，每个人的心底积淀着整个人类自史前时代以来的所有的内容，先天遗传着一种“种族记忆”，它是潜藏在每个个人心底深处的超个人部分。这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集体性的而非个人性的，它的内容从未在意识里显现过，不会为个体所获，完全依赖于遗传，也就是说是种普遍的、非主体或超主体性的人类心理体系，主要由遗传产生。  

     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包含着种属的原始类型，原始类型也叫原始意象。集体无意识常以象征的形式表现为外在的、可经验的实体，这种实体被称为“原始意象”，后来被荣格正式命名为“原型”。这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原型”这一概念。原型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具体形式，一方面显现在神话、宗教、民间传说和神话中，另一方面也会自发的呈现在个人的梦境和幻想中，他是无意识深层由遗传造成的原始积淀。

二、原型批评的理论体系--《批评的解剖》

《批评的解剖》是原型批评的代表作，弗莱在一开始就提出来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不是其他学科的附庸，也不是文学本身的派生形式。书中反复抨击了那种认为文学批评是寄生于文学身上的、是第二性模仿的传统观念，强调批评也是一种创造艺术，具有独立性。弗莱还强调，文学批评是一门科学，必须“基于整个文学的实际”，人们需要采用一种特殊的概念框架来论述文学。可以说，《批评的解剖》是西方二十世纪批评史上文学批评理论觉醒和自我认识的一座丰碑。

《批评的解剖》这本书由四篇文章加上一个前言和一个结论构成。

第一篇为《历史批评：模式理论》，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对西方文学作品进行分类。弗莱首先把文学作品分为两大类：虚构型和主题型，虚构型作品以叙述人物及其故事为主，主题型作品则以作者向读者传达某种寓意为主。两者的区别是绝对的，在两者之间存在许多过渡性的类型。弗莱重点研究的是虚构型作品。并且根据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书中人物与普通人的水平比较标准，把虚构性文学作品划分为五种基本模式：

一、神话，“主人公在性质上超过凡人及凡人所处的环境，他便是个神祇，关于他的故事叫做神话，即通常意义上关于神的故事”；二、传奇，“主人公在程度上超过其他人和其他人所处的环境，那么他便是传奇中的典型人物”，他的行动力量相对的高于普通人，但一般的自然规律要暂时让点路，这类人物往往见于传说、民间故事、格林童话等文学形式；三、高模仿类型，“如果主人公在程度上虽比其他人优越但并不超越他所处的自然环境，那么他便是人间的首领”，如领袖之类故事；四、低模仿类型，“如果既不优越于别人又不超越自己所处的环境，这样的主人公便仅是我们中间的一人”，“常见于多数喜剧和现实主义小说”；五、反讽或讽刺，其中人物的水平低于普通人。

弗莱分别研究了悲剧和喜剧中的这五种模式，认为在西方文学中，这五种模式是顺序而下进行演变的，而演变到反讽模式则又向神话回流，形成循环。最明显的是卡夫卡和乔伊斯的小说。

第二篇《伦理批评：象征理论》，从意义和叙事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对文学作品进行层次分析。弗莱把文学艺术称为“假设性的语辞结构”，它是由许多可以加以分离的单位——象征所构成的。文学作品具有多义性，即在不同的语境内有不同的意义。弗莱认为有五种语境，因此也就有五个层次的意义和叙述。他把这种层次称为“相位”，分别是文字相位、描述相位、形式相位、神话相位、总释相位，在这里，弗莱提出了文学原型的概念。他认为，原型是文学的社会方面，是可交流的单位，是“一种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形象”，“指将一首诗与另一首诗联系起来的象征，可用以把我们的文学经验统一并整合起来。而且鉴于原型是可供人们交流的象征，故文学批评所关心的，主要是要把文学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交流的模式”。借助于原型研究，就可以把个别的作品纳入作为整体的文学体系，避免把每部文学作品孤立起来仅仅看成同作家个人有关的东西。

第三篇文章《原型批评：神话理论》是集中阐释原型批评理论的，是全书的理论主体。弗莱认为神话体现了最基本的文学程式和结构原则，他写到“神化模式在文学的一切模式中，是最最抽象、最为程式化的”，应该从神话着手进行原型研究。并且认为原型研究是一种宏观的文学研究，要从大处着眼，从整体上把握文学的组织结构。在这里，弗莱提出了一个“向后站”理论，即对于文学，应该“向后站”，离开一定距离，才能看的更加清楚，“在文学批评中，与一首诗保持一点距离，以便能见到它的原型结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弗莱论述了原型的意义。他综合了二战前原型批评的各种成果，把西方文学中的象征分为三大类型，分别是神谕意象、魔怪意象和类比意象。

神谕的世界，即宗教中讲的天堂和人类其他的理想。在神谕意象中，羊历来在古典和基督教的隐喻中居于首位，为文学提供了“牧歌形象”这一原型，以及宗教中“牧师”和“教徒”等隐喻。“把国王说成是其百姓的牧羊人，这个隐喻可追溯到古代埃及。这一特定的用法也许是因为羊愚昧、温顺、喜爱群居，易于受惊四窜，由他们构成的群体颇类似由良民构成的社会。”另外，“火”这一意象往往与天堂、神祇、皇冠、圣徒、人类、生命、城市等结合在一起，例如《启示录》中把上帝之城描绘成金碧辉煌、珠光宝气，连每块石仿佛也在冒着蓝宝石般的火焰。而水、河流也是与“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反映在仪式中便是洗礼。

魔怪意象是表现地狱及其他与人的愿望相反的否定世界。魔怪世界是对自然界巨大、愚顽并威胁人类的力量进行了拟人化，天堂的象征往往被人们视为无法企及，由此形成一种中心思想，即造化弄人、命数莫测。在人类社会中出现独裁领袖和“替罪羊”（或遭人暗算的牺牲品），动物世界被描绘成充满怪物或猛兽，植物界则是一片阴森可怖的森林或是一片荆棘丛生之地，另外如毁灭的城市和恐怖的黑夜等。在魔怪世界中，火是凶险的，如鬼火或用火刑处死异教徒。水往往与血腥屠杀联系在一起，如耶稣殉难于十字架。

类比意象是介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种种意象结构。神谕意象适用于神话模式，魔怪意象适用于反讽模式，而类比意象适用于传奇、高模仿和低模仿这三种模式。ａ传奇模式展现的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男人勇武豪侠，女人花容月貌，歹徒十恶不赦，这类形象弗莱称之为“天真的类比”。在“天真的类比”中，神祇是友善的保护神；凡人形象中，孩提是最鲜明的类比，品德总是与童年的一切联系起来，而天真无邪则与贞洁相联系；火在天真的世界中通常是一种净化的象征。传奇文学的主导思想是贞节和魔法，ｂ而高模仿作品的主要思想是爱情和形式，弗莱称高模仿模式中的形象为“自然和理性的类比”。“这种类比十分强调众星拱月或众望所归，并倾向于视一些人物为神祇和超凡世界在俗世的代表而加以理想化，这便是高模仿的特征”。ｃ低模仿模式中的形象是“经验的类比”，低模仿的主导思想是创造和劳作。花园让位于农场及人们挥锄辛苦地劳作。城市变成了迷宫般的现代大都会，居民心绪上强烈地感到孤独和彼此缺乏交心。

神谕意象和魔怪意象都属于原始的、没有移位的神话，但在其他文学模式中也存在种种变形。例如，“龙在西方中世纪的传奇中是邪恶的，可是在中国的传奇作品中却是与人为善的”；蛇因为在伊甸园中是邪恶的象征，所以西方文学通常把它打入险毒的另册，可是雪莱出于对革命的同情，在《伊斯兰的叛变》中却描写了一条纯朴的蛇。

在这篇文章的后一部分，重点讨论原型的叙事结构。弗莱认为西方文学的叙事结构，从总体上来说，都是对自然界循环运动的模仿。自然界的循环周期分为春夏秋冬，与此相对应，文学叙事结构额可以分为四种基本类型：

       喜剧—浪漫传奇—悲剧—反讽和讽刺

        春 --  夏    —  秋 --  冬 

神话体现了文学总的结构原则，包括这四种叙事结构的全部雏形，而所有其他文学的基本类型，则一般只以某一种叙事结构为主。西方文学的发展，从神话发端，转化为喜剧、浪漫传奇、悲剧、反讽和讽刺，最后出现返回神话的趋势，所有现代文学表现出向神话“回流”的苗头。

以喜剧为例。通常发生的故事总是一个小伙子想娶一个少女为妻，可是他的愿望总是遭到父辈的阻挠，但到了喜剧接近尾声时，情节突然一转，使小伙子终于如愿以偿。喜剧通常总是朝完美结局发展，而观众对完美结局的一般反应是“应该是这样”。喜剧一般都是通过剧情的转折来收场的。在罗马的喜剧中，女主角通常是名奴隶或妓女，后经查明其父亲是位颇享众望的人物，于是男主角满可以娶她而不失体面。这就是“认识”，是喜剧的特征之一。喜剧的典型人物一般有四种，一种是自欺欺人的骗子或吹牛者，一种是自我贬低以求煞人威风者，一种是滑稽丑角，一种是乡巴佬。比如小丑的作用在于增添欢乐气氛，文艺复兴时期的小丑最早以寄生虫的形式出现。

三、原型批评理论运用的实例--《伏羲考》

闻一多先生运用原型批评的方法，论证了伏羲与女娲的“兄妹配偶”关系，并考察其原型，发现伏羲、女娲是葫芦的化身。《伏羲考》包括《引论》、《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战争与洪水》《汉苗的种族关系》《伏羲与葫芦》五部分。

在《引论》中，闻一多先生先列举了关于伏羲、女娲关系的种种说法，分别是：兄弟说、兄妹说、夫妇说。而人类学报告的一个消息则是，伏羲、女娲是以兄妹为夫妇的一对人类的始祖。为了证明“兄妹配偶”这一说法，闻一多先生列举了考古学发现的石刻、绢画、图像，而考古学的贡献则是“确定这些图中的另一人为伏羲的配偶女娲，而证实了二人的夫妇关系”[1]。而人类学也为这个问题的论证提供了很多材料，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和常任侠的《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两篇文章辑录的洪水故事都有一个中心母题，那就是“洪水来时，兄妹（或姊弟）二人得救，后结为夫妇，遂为人类的始祖”。而且芮逸夫指出了故事中创造人类与洪水两点，与文献中伏羲、女娲的传说相合。

《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分为四部分，一是“人首蛇身神”，闻一多搜集各类文献资料，发现，关于伏羲、女娲蛇身的明文记载，至早不超过东汉。并且考文献里人首蛇身神的图像与文字记载的年代，大致上起战国末叶，下至魏晋之间。“史乘上伏羲、女娲传说最活跃的时期，也就是人首蛇身神的画像与记载出现的时期，这现象也暗示着人首蛇身神即伏羲、女娲的极大可能性”[2]。二是“二龙传说”，闻一多猜想在半人半兽型的人首蛇身神以前，必有一个全兽型的蛇神的阶段。先考《郑语》里完整的二龙传说故事，“二龙同于王庭”是夫妇，并与伏羲、女娲很像。关于二龙传说，闻一多先生找到了四种例子，分别为“交龙”、“腾蛇”“两头蛇”“一般的二龙”，他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而且闻一多先生发现，二龙神话“不但是褒之二龙以及散见于古籍中的交龙、腾蛇、两头蛇等传说的共同来源，同时它也是那人首蛇身的二皇—伏羲、女娲，和他们的化身—延维或委蛇的来源”[3]。三是“图腾的演变”，闻一多综合各类古籍文献记载来研究龙和蛇的关系，发现龙是一种“图腾”，并且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龙的基调是蛇，“大概图腾未合并之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并且闻一多先生发现，很多民族通过祭祀、舞蹈或其他种种巫术活动，来扮演自己的图腾，来达到避害或尊荣。四是“龙图腾的优势地位”，闻一多先生考见了除伏羲、苗族、褒国、越人外，另外几个龙图腾的大团族，分别为夏、共工、祝融、黄帝、匈奴。

在最后一篇《伏羲与葫芦》中，闻一多先生认为普遍的“洪水故事”其实是一种“造人故事”，称之为“洪水造人故事”，而葫芦是造人故事的核心。闻一多先生通过分析伏羲女娲与匏瓠的语音关系，证明了伏羲、女娲即葫芦的化身。“至于为什么以始祖为葫芦的化身，我想是因为瓜类多子，是子孙繁殖的最妙象征，故取以相比拟。”

闻一多先生运用原型批评方法考察伏羲、女娲的关系和其原型时搜集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和绘画、石刻等其他资料，尤其是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与民俗材料融为一体，运用了精密的民俗资料调查，其追根溯源的考证精神着实令人钦佩。

除了《伏羲考》以外，还有《高堂神女传说之分析》，这两部书开启了运用文化人类学之原型批评理论研究高唐神女和伏羲之先河，对后来学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开山意义。《高堂神女传说之分析》共分为九章，通过结构严谨的分析论证，闻一多发现高唐神女、涂女、简狄都是一个共同远祖的化身。  

四、原型批评理论在我国的发展

在我国，闻一多是运用原型批评理论研究文学并卓有成就的第一人，继闻一多之后，不少学者开始运用原型批评来分析中国本土的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叶舒宪，他的著作主要有《神话—原型批评》《中国神话哲学》《高唐神女与维纳斯》《〈诗经〉的文化阐释》等，他将原型由文学推至到文化的一切领域中，挖掘其深层的内蕴，从而证明了潜文本资源发掘的可行性。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运用最成功，用得最多的方法就是原型批评理论，它能在中国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得益于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原型批评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首先，中国古代类书发达，这是原型批评理论在中国迅速传播的基础。《太平御览》、《初学记》、《艺文类聚》等众多典籍，按照类编排，查阅方便，而且类书的思路与原型批评理论的思路很接近，比如“洪水神话”的母题。其次，文学创作中“用事”、“用典”的传统，尤其是诗歌，会用到古代的某些典故或某些事件，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系列，追溯到甚至会追溯到神话，这与原型批评理论的思路也相同。“用事”、“用典”的传统不仅可以查阅某个典故，而且可以考察它的渊源。第三，中国的史学传统悠久，具有二十五史等丰富的史料，记载的内容可以追溯到黄帝、尧、舜、禹，这为我们运用原型批评理论提供了详实的基础。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文化习惯缺少对事物追根问底的传统，而原型批评的引进则大大弥补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闻一多：《闻一多学术文钞--神话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

[3]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4]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