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淑婷:民俗学学习读书笔记
(2009-12-25 10: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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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俗学简介
民俗这个科学名称,是从英语的Folklore一词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民众的知识”、“民众的学问”。它是由英国学者汤姆斯在1846年首先提出的。这个科学名称在一般的使用上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指民俗本身,就是民俗志的资料,如风俗、习惯、歌谣、故事等;二指研究民俗的理论,就是民俗学。在我国,“民俗”一词的较早出现,是在北京大学出版的《歌谣》周刊上。1922年,该刊的《发刊词》把歌谣的搜集、研究,纳入民俗学的范围,并认为在中国,研究民俗是一种重要事业。
民俗学这个名称虽是世界学术界的通用语,但关于民俗学的涵义, 国内外学者却说法不一。英国著名的民俗学者,《金枝》大著的作者弗雷泽认为:民俗学是“在别的事情已经升到较高的平面的民族,那里所见到的较原始的观念和举动的遗留物。”日本人类学者西村真次博士也说:“民俗学是研究原始时代习惯、信仰、故事、技术的遗留物的学问。”这种定义,基本上代表了英国人类学派的见解。法国民俗学者山狄夫(P.Saintyves)认为“民俗学是文明国家内民间文化传承的科学”。被人称作德国民俗学的建立者的黎尔(W.H.Riehl),他认为民俗学是研究德国民族的学问。日本民俗学的创建者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通过民间传承,寻检生活变迁的踪迹,以明确民俗文化的学问。”我国民俗学者陶立璠在《民俗学概论》中说:“民俗学,是研究人们在日常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通过语音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民俗事象的学问。目前,它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是十分重要的部门。”
综上所述,所谓民俗学就是一门以民间风俗、传说、口头文学等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它包含着一个民族未曾记录下来的传统。它包涵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并且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文物学、博物馆学都有密切关系。一般说来民俗可分为三大类:口头民俗、习惯民俗和物质民俗。口头民俗通常采取口头语言的形式包括方言、土语、命名、谚语、习语、谜语、押韵诗、民歌、民谣和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习惯民俗既含有口头语言的成份, 也有非口头语言的成份, 包括民间的信仰、迷信、习惯、节日、舞蹈、手势和游戏等。物质民俗则是指民间的建筑、工艺关术、服饰、医药和食物等。
尽管给民俗学下定义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大多数民俗学家对民俗的特征以及研究范围,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民俗学家认为,民俗具有七个基本特征:
1.民俗的传播大多是用口头语音而不是用书面语音进行。不仅如此,而且是通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示范进行模仿来流传的。很多民俗是“听来的”。
2.在形式和传播方式上是传统的。民俗的传统特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以相对固定的或规范的形式不断流传,另一方面在特定的人群中流传。区别是不是民俗的范畴,必须把民俗的口头特征和传统特征结合起来,二者缺一不可。
3.同一内容有多种说法。由于民俗主要靠口传心授,而人的记忆力总是有限的,所以人们不可能把故事、传说、诗歌等所有的词句都原封不动地靠记忆保存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口头传播便直接决定了民俗本身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它不可避免地使同一内容有不同的说法。这些不同的说法或“变异”便是民俗的又一特征。
4.作者通常是无名氏。民俗的作者通常是无名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作者的姓名很少是口头传播的内容的一部分,再就是民俗常常是集体创作的,它不为哪个人所独有,所以既不标明某个作者的名字,也不给予任何个人以著作权。
5.容易公式化。大部分民俗容易公式化,口头语言表达包括简单的套语和开幕、闭幕程序的重复模式,不用口头语言表达的民俗则包括套路式的民间习惯、手势、式样等。
6.有历史性。民俗的历史性即民俗发展在时间上所显示出来的特征。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民俗不同的内容,也就是说,民俗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
7.有地方性。民俗的地方性是民俗发展在空间上所显示出来的特征,也就是地理特征或乡土特征。
早期民俗学的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不少国家的民俗学家常常把研究重点放在民谣、民间故事、祭祀、禁忌等民间信仰以及某些比较古怪的风俗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民俗学的研究范围扩大了,从物质生活(衣、食、住等)、社会组织(如家族、村落及各种固有的民间结社)到岁时风俗、民间礼仪以及民间手势、游戏、工艺美术、医药、技术、文艺等。
二、民俗学的研究方法
我国的民俗学大家钟敬文先生认为,“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世界观或文化观的层次,也可称为哲学的层次。它属于学术活动的最高层,是指导研究者客观地去审查所面对的事物(民俗事象)的根本性质的。如辩证唯物主意和唯物辩证法。其次,是一般或大部分科学共同使用的方法,例如分析法、比较法、归纳法以及调查法、统计法等。哲学这些方法,开始时可能限于某种学科,但后来就成为比较广泛使用的方法了。再次,是某种学科特殊的研究方法。”民俗学学科本身就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1.田野作业法,又叫直接观察法。因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广大群众的生活、文化现象,而这些一向是很少被记录的,并且,随着社会情势的发展,它不免或多或少的变化着。为了得到鲜活的、丰富的科学资料,就必须进行实地调查、采集工作。这种工作收获的结果,就是民俗科学的建筑基础。田野作业法,是民俗学研究中最可靠的研究方法,它既可以获得忠实可靠的资料,又可以修正、补充前人调查资料的不足。
2.历史研究法,又叫历史考证法。民俗学既是一门现在之学,也是一门历史之学。民俗学对任何一种民俗事象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它的历史过程的考察。所谓历史研究法,就是要追溯民俗事象的纵的历史联系。历史研究法,是许多学者早就采用了的。在民族学研究中,学者们经常采用历史文化残余分析方法。所谓历史文化残余,是指现代各民族中还以某种变形的形式保留的许多文化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现象的分析研究,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十九世纪的许多学派,如神话学派、仪式学派和进化人类学派等,曾用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民俗现象,而且大都把民俗作为文化“遗留”物来对待。十九世纪晚期,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及其方法形成,这时民俗学(主要是民间文学)才有了自己的一套方法。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对整个民俗学的研究也是适用的。任何一类民俗事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表现为一定的历史过程,许多民俗学事象不仅现在仍在民间流传,而且在历史文献中早有记载,借助古籍文献资料,可以追溯某一民俗的原始形态和它以后的发展和今天的传承。
3.比较研究法。这是各种科学,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可以采用的一种方法。但是,对于民俗学,似乎更特殊地需要它。
比较研究法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展从国外介绍进来,而且首先运用在我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神话学的研究,民间故事的研究和歌谣研究等。近几年来随着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法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注意。所谓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法,是指在民俗学研究中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民俗事象拿来作比较,从而找出各类民俗事象之间的纵的和横的联系,探讨某一民族民俗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的方法。由此看来,比较研究法便可分为两种:历史比较法和类型比较法。历史比较法,是对历史上有关系的民俗事象加以比较,找出某一民俗事象的历史联系和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变异和原因。它在研究某一民族民俗的特征、分布及文化史方面被广泛采用。这种比较研究法常常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比如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有时也可能是某一具体的民俗事象。类型比较法是将历史上没有关联的民俗事象,作横向的排列比较,探讨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影响。这种方法重点在横向比较,所以它常常将众多的民俗事象进行分类比较,以探讨同一类民俗事象的传播和变化幅度。在民俗学研究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孤立地看,某一民俗事象并不见得有什么特点,也似乎和别一地区的民俗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如果将不同地区的同一类民俗在一起作比较,不仅特点很快明显起来,而且这一类民俗互相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也十分清楚,即使是没有联系,我们也很容易找出这一民俗产生和流传的原因来。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中“中心起源说”和“心理共同说”就是这样得出的。
除历史比较法和类型比较法之外,有时学者们还采用深度的区域比较法,控制比较法和交叉比较法。区域比较法,是为了使比较深入而采用的方法。它将比较的范围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由此出发将这一区域的特殊民俗事象加以比较,区别类型,然后再和民俗学总的分类发生联系,进行比较。所谓控制比较法,是指研究者先要分析不同民俗的构成,然后再去了解这一民俗的全部内容和形成过程(历史)。这样对某一民俗的结构和历史的前后关系在研究中都可以照顾到。交叉比较法,是指在更大的范围内,从世界各民族民俗事象中,抽出某一部分,作统计分析,由此说明某一类民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演变和发展的规律。
比较首先要详细占有资料,摸清某一民族、某一地区民俗的全部底细,然后进行分类排列,找出异同,没有这一步的功夫,比较研究就是盲目的为比较而比较。比较研究是一种手段、工具,比较不是目的。任何一种民俗事象,作为文化现象,在民间一代一代的传承,总有它地理的、社会的、生产的和生活的等方面的原因,有自己的规律可寻。同时,民俗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它又是一个整体,比较研究正是为了把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通过相互之间的比较,更好地把握它的规律。
三、《考论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居民“冬窟夏庐”的生活方式及风格——民族民俗学学习札记之一》一文中民俗学方法的具体运用
杨公骥先生的这篇论文是一篇典型的民俗学研究范文。大量占有资料是开展研究的第一个步骤,此篇文章的特色之一便是善用资料库,其中有文献资料、考古发掘资料和田野考察资料。此文的特色之二便是文章中体现出了明显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如田野作业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其中对比较研究法的运用是最多最普遍的。
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利用标题点明了自己的论点:“远古时代东方人的穴居:‘陶覆陶穴’”。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杨老用各种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前半部分作者指出“我国的远古时代,人们是住在‘地窟’之中”的。并用古代文献,如《诗经》、《易》、《礼记》、《墨子》等来证明这一观点,同时又利用出土的《竹书纪年》这一考古发掘来证明这些文献的真实性。接下来作者用古语义和古文献来论证出这种“地窟”的形状:“下半如灶底,上半如灶膛,基部平开边门如灶口,顶部开口如烟窗”,并用不同地区相似的住房图例来形象示意,最后得出远古时代东方人都是住着这种形状的“地窟”这一结论。
第二部分论述了东方“陶覆”的基本样式和结构上的特征。作者开篇便明确总结出东方的“陶覆”式地窟有其特殊的构造样式和特征:一、上半截“累土”,下半截“凿地”,作半地下室式;二、窟顶中央“开口其上”,名为“中霤”;三、通体作圆形,故称为“环堵”(“圜墙”)。下面的内容便是从各个方面对这一结论进行论证。首先,通过古文献资料来说明“陶覆”式地窟的样式,并指明“中霤”
这一“陶覆”式地窟的最明显特征和“中霤”的作业。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运用了比较研究法中的历史比较法这一纵向系统来说明从汉以后直到清代,“中霤”这一形制仍存在于我国的建筑物中,并且经过演变后其成为了“辟火的厌胜物”。其次,利用古文献资料来说明“环堵之室”便是“陶覆”式地窟,并运用比较的方法推断出“环堵之墙”的真正尺度,从而揭示出有些注疏家对“环堵之室”解释的错误性。从此处我们可以知道材料的可靠性不同,使用价值的大小也不等,研究者必须具备鉴别能力。之后作者列举了殷商、周代、汉代、唐初直至宋代“环堵之室”的用场,用历史比较法再一次有力论证了“陶覆”式地窟的形制。最后通过蒙古包,即古代所称的“穹庐”的形状来推断出其是从远古的“陶覆”式地窟演变而来的。
第三部分,作者在标题中明确交代,其论“陶覆”式地窟文化的根据是考古工作发现和历史文献资料。当然,这部分内容中也包含了民俗学的其它研究方法,最典型的便是比较研究法。作者援引了一大段国外考古学者经过田野调查后得出的结论,目的就是要说明东北亚所称的“塔利夫”和黄河流域的“陶覆”在结构上、形制上、外观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了使这一论断更具有科学性,作者还利用了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等科学手段所显示的“绝对年代”来证明,并以此证明黄河流域所发掘出的“陶覆”式地窟是亚洲东方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具有典型特点的东方式地窟。接着作者又援引一大段考古学家的记述进一步论证了古代中国不但在居住样式,而且在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对其邻人产生了影响。此部分在引考古学实证之外,还利用我国现存的历代文献资料,如《三国志》、《后汉书》、《广志》、《新唐书》等来证明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之间不间断的文化联系,并通过与史料的比较,证实了奥克拉尼科夫院士所作论断的错误性。作者在列举考古资料和古代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同时利用了民俗学中的历史研究法和历史比较法来证明“陶覆”式地窟文化这一民俗事象。
第四部分中作者利用史料,通过比较的方法来证明结构样式和外表形式相似的“屋庐”(达乌罗)和“陶覆”(塔利夫)在实际用途中的不同分工——一个用于夏季,一个用于冬季。在论证过程中作者利用中国的早期史料记载推翻了奥克拉尼科夫院士所认为的“这种冬夏分用的两种住所是东北亚各族所特有的居住方式”这一错误观点,并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法说明从中国的史前时代直到近代,“冬窟夏庐”这一民俗事象便普遍存在于我国。在这一部分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利用“冬窟夏庐”这一民俗事象对《诗经》中的某些诗篇作了考释。《诗经》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作者利用民俗学对其进行考证显示出民俗学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帮助,这一点是我们以后进行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借鉴的。此外作者在文中对“宫室”一词进行了语源学探索,得出“穹室”是“宫室”的语源。
第五部分,作者通过“陶覆”式地窟上的“中霤”这一重要组成部分来说明“中霤”被神化以及其演变为“灶神”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论述,作者仍然是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记载并运用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法来进行的。由“中霤”又涉及到了我国北方以及东北方的古部族中所流传的关于部族“始祖”诞生由来的神话,作者将这些不同部族的神话故事列举出来,从而利用类型比较法来证明我国与东北亚地区房屋结构和神话流传的相似性与一致性。
第六部分,作者对我国与东北亚各族的诸多风俗习惯进行比较考证,从而说明两者在文化联系上的长期性和连续性。在此部分中,作者格外提及“以下所引述的东北亚各族的风俗,并非出自古史记载,而是近百年来……的现存现象。”这一点便涉及到了民俗学范围上对时代的界限看法。有不少学者把对象限于过去(如注重原始遗留物的研究),它可说是一种“社会考古学”。他们的着眼点是古代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遗留。但本文的作者并没有囿于这种界限。从前面研究的内容可看出,古代文化的遗留物作者对其进行了搜集、研究,但对现代产生和流行的民众思想和行动,他一样也不肯忽视。笔者认为作者这种研究态度是很明达的。
在结语部分,作者对前面考察研究的内容进行总结说明,再一次重申了古代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文化联系与交流。
四、民俗学与古代文学
民俗学可以作为人文科学乃至于某些自然科学的手段学,即方法学。民俗学本身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科学,但是它同时可以作为别的科学的研究手段。例如研究语言学的,可以利用民间大量存在的方言土语以及遗留的古语,利用民间的各种语音艺术作品以及其他有关的民俗资料,以达到自己科学工作的目的。此外,如文化史、文学史、社会学、民族学,甚至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医药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也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利用民俗学的资料和某些结论。在古代史和古代文学史、艺术史等的研究中,应用民俗学做手段,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果,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境地。
从习惯的眼光看,民俗学和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都很不相同,似乎毫无关联。但其实二者是有关联的,这种联结的最直接、最显而易见的部分就是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从性质上看,它属于劳动人民的精神文化,是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它作为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又带有文学艺术的一般特征。而古代文学不仅把一部分民间文学直接收进自己的范围,而且在体裁、题材、思想感情、形制格式、修辞手段等方面都受到民间文学的巨大影响,因此很自然地民间文学与古代文学联系起来,它在民俗学与古代文学之间是一种过渡的、中介的,有时甚至是完全重叠的部分。
古代文学可以从多种角度去进行研究,比如文艺学、美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性和心理学等,同样也可以从民俗学的角度去研究。而从民俗学的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的这种方法在现在有些国家,如日本,相当流行,并且获得可喜的成果。因为多一个角度,就多一种观照方面,对于问题的了解就会更丰富、更深入一些,也更全面一些。
古代文学的研究应该借鉴或吸取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这是由研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首先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由于时间的推移,已经“古典化”了,它们大多已经凝固成文献材料。严格地讲,古代文学研究乃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而民俗学则不同,民俗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一样,都是现代科学。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它们的着眼点主要是现在而不是过去。由于它们的现在性,所以它们往往非常注重实地调查、实地考察,尽可能掌握第一手的活的资料。所以,这几门新兴学科带有更多的实证意义,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如,现代民俗资料(如现代口头保存的歌谣、传说、神话等资料),可以被运用去解决或推断古代民间文学(如古歌谣、传说、神话等)的某些问题。其次,正因为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和一些新的方法,常常较先在这些领域得到应用。在这些领域里,方法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一种调查方法、研究方法的改进往往意味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古代文学则不同。由于它的研究对象已经凝固,所以研究方法也容易比较稳定化。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更由于我国古代文学研究比较停留于单一研究的模式,所以,目前古代文学向民俗学等学科借鉴理论和方法是相当重要的。
民俗学和古代文学研究都属于人文科学,两者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的。人类社会本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就决定了两种学科之间是可以乃至应该互相沟通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应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丰富古代文学的研究手段、研究角度无疑会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