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 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入了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五百多年间的三百零五篇诗歌。

“赋”有铺陈之意，是把所欲叙写的事物加以直接叙述的一种表达方法；

“比”有拟喻之意，是把所欲叙写之事物借比为另一事物来加以叙述的一种表达方法；

“兴”有感发兴起之意，是因某一事物之触发而引起所欲叙写之事物的一种表达方法。

它们实际上都表明了诗歌中情意与形象之间互相引发、互相结合的几种最基本的关系和作用。

中国的诗歌是以抒写情志为主的，而情志感动的来源有两个：自然界的感发和人事界的感发。诗人如何表达这些感发呢？古人认为有三种方法：第一是“赋”的方法，“赋”是直接叙写，即物即心；第二是“比”的方法，“比”是借物为喻，心在物先；第三是“兴”的方法，“兴”是因物起兴，物在心先。这三种方法都注重用形象触引读者的感发，但“赋”多用人事界的“事象”，“兴”多用自然界的“物象”，“比”则既可以是人事界的“事象”，也可以是自然界的“物象”，也可以是假想的“喻象”。我想，这些很可能就是古人对诗歌中感发的作用和性质的一种最早的认识。

东西方诗歌传统不同，中国早期诗歌以抒情为主，早期希腊的诗歌则以叙事史诗和戏剧为主。因此，中国的诗歌重视自然感发，西方的诗重视人工安排。西方的文学批评看起来比中国细密，在西方诗论中，对“形象”的使用模式就曾立有许多名目。

 

第二课 离骚

屈原在《离骚》这首两千四百多字的鸿篇巨制之中反反复复地陈述他希望楚国美好强盛的愿望，在愿望不能实现的苦闷之中，他曾设想过退而自保，独善其身；也有人劝他去国远游，另寻出路，但经过一番上天入地的追寻之后他仍然不肯放弃自己的愿望，最后终于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在这首长诗里，诗人用情的态度之中包含着一种殉身无悔的执着感情，即所谓“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后世诗人继承了《离骚》的这种精神，他们在诗歌中不但以这种顽强执着的态度去追求理想的政治和理想的社会，也以这种态度去追求理想的人格和理想的爱情，从而在世上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诗篇。

与“殉身无悔”的态度相联系的，就是“上下求索”的精神。

屈原所追求的理想是最高远、最完美的，因此也是最难以达到的，但正是由于人类有这样的追求，所以人类才有希望。

在中国诗歌里，追求的精神也被诗人们从《离骚》那里继承下来了。

《离骚〈在我国诗歌史上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就是从《离骚》开始，诗歌中形成了“悲秋”的主题。

屈原的政治理想虽然落空了，但他的生命并没有落空，他心灵中那些最美好的东西通过《离骚》留给了后代，在两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地拨动人们的心灵，点燃人们的热情，使中国诗歌的主流从不走向消极和颓废，使中国诗人永远保持着那种热情执着的感情。我以为，这乃是《离骚》在中国诗史上最大的贡献，是今天我们仍然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传统。

 

第三课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时期一些无名氏的作品，但与一般的汉乐府又有所不同。它们是社会中下层文人所作，作者年代相近却并非一人，各诗所咏的内容也没有一定的次序或关联。然而，这十九首诗是实在是代表着五言古诗早期的最高成就，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历代诗论家经常将之与《诗经》《离骚》相提并论。《古诗十九首》在写作态度上十分真挚诚恳，语言也相当平易浅近，丝毫没有后世诗人那种争新立异、逞强好胜的用心，但其意蕴之深微丰美，却经受住了千百年来无数读者的反复挖掘，使每个人都能够有所得或有所感。

《古诗十九首》所写的内容涉及很多人生中常常遇到的问题，写出了人们心灵深处最普通也最深刻的几种感情的基本类型。

 

第四、五课 建安诗

建安是汉朝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年号，建安时代汉室衰微，董卓构乱，豪杰并起，遍地刀兵。然而，这是一个造就英雄同时也造就诗人的时代。

在建安诗人中，曹操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作者。曹操生于乱世，确实有着一份安定天下的政治理想。他的诗在英雄的志意与诗人的才情之中，往往又结合着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如《短歌行》就是曹操抒情言志的代表作之一。

曹操不仅以他的作品开出了建安一代诗风，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推动了建安文学的兴盛。曹操的诗，古直沉雄，从不雕饰作态，代表了建安诗风转变中较早的一个层次；曹丕的诗，以情韵和锐感取胜，辞采则介于文质之间；曹植的诗，辞采华茂，注重技巧，开启了一个新的趋势。

曹植是一个才子类型的诗人，这类诗人大都纯情善感，缺乏自我反省与节制的能力，因此诗歌风格往往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产生明显的变化。

曹植的诗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意气风发，多姿多彩；中期初受压抑，激愤不平；晚期则多用象喻的方法书写心中郁闷。

早期如《白马篇》。

早期的诗，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他的“气”。说到诗歌中的“气”，那是精神作用表现于外而产生的一种能够使人兴发感动的力量。

 

第十二课 陶渊明

辛弃疾说陶渊明“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一般人往往只看到陶诗的平淡自然和悠闲自得，却不知道他的陶然自乐中，还有抑郁寡欢的悲伤和痛苦，更不了解在他那些看似平淡自然的诗篇里，还蕴含着斑驳曲折的五光十色。

在陶渊明生活的那个“真风告退，大伪斯兴”的时代里，能够保有这样一份“真淳”的人品与诗品，已是十分难得了，何况他的“真淳”中还具有那么丰富多彩的蕴藏。特别是他的一组《饮酒》诗，是他归隐之后，有人请他复出为官时，不得不对自己大半生中种种矛盾悲苦做一番反省之后留下的心灵意念活动的轨迹。

陶渊明宁肯忍受孤独饥寒、流离失所的悲哀，也要追求那人生的最高需求：保持一个自尊的“真我”，实现自身最美好的价值。于是，陶渊明就这样变成了一只“栖栖失群鸟”。

陶渊明属于内省的类型，他的内心好像一面镜子，所有社会、时代、国家、民生的不幸与苦难，他的镜子里都有。可是他所写的并不是这些外表的迹象，而是他内心对这一切忧患苦难的反照。就算陶渊明急流勇退、拂衣归田是消极的，这也是他万不得已的选择。

从《饮酒》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灵魂是如何从种种矛盾、失望、寂寞、悲苦之中，以其自力更生、艰苦卓绝的努力，而终于从人生的困惑中挣脱出来，从而做到了转悲苦为欣愉、化矛盾为圆融的一段可贵的经历。

 

第十三课 初唐诗与陈子昂

初唐是中国诗歌史上格律诗正式形成的时期。所谓格律诗，就是指律诗和绝句。律诗有五言、七言及排律；绝句也有五言与七言两种类型。格律诗注重诗歌形式上的完美，它讲究声调的平仄、诗句的对仗和押韵，为了与唐以前的古体诗加以区别，通常又称它为近体诗。

初唐的律诗，大多是朋友之间的酬赠、应和之作，其中写得较好的都具有工整、切合的特色。此外，初唐的优秀律诗还常常有一种开阔博大的气象，这是唐代开国时期社会背景、气候所带来的一种风气。

陈子昂反对齐梁以来的唯美主义文风，提倡比兴、寄托和汉魏风骨。他的所谓复古，实际是针对时弊进行的一场文学革新。

唐诗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仕”与“隐”的问题。“仕”与“隐”是缠绕在中国古代读书人心中的一个重要的情意结。

陈子昂诗里所反映出的，还不是一般的出仕与隐退的问题。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武则天专权、改唐号为“周”、被人们认为是“篡逆”的时期，处于这种社会时代之中，陈子昂又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出路呢？

古代的读书人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常常会有几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做“圣之清者”，一种是“圣之任者”。陈子昂选择了出仕，他二十四岁就到了长安，并得到武则天的赏识。三十五岁时请求随军出战。后来辞官回到了四川老家。

陈子昂的《感遇》。

他的诗是以感发而取胜的。

《登幽州台歌》的好处在于诗人真正掌握了诗歌中的那一份最基本的生命之源——强大的生生不已到兴发感动的作用与力量。

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与诗歌创作，在初唐诗坛上的确是起到了扭偏匡正的重要作用，他把齐梁以来逐渐被人忽视了的诗歌最基本的质素又恢复了起来，为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无穷的生机。

 

第十四课 山水田园诗

本课所要介绍的王威、孟浩然正是从小家向大家过渡中的两位以写自然山水而著称于世的名家。“仕”与“隐”是唐代诗人的一个情意结，这些极为复杂的入世之情与出世之意，更多时候是体现在对雨自然景物的描写之中。

王维是一个仕隐兼得的人物。但他这种表明上的仕隐两得，却又是在内心的两失的情况下实现的。他内心也有着极其复杂的矛盾和痛苦，不过他从来不把这些情意真诚地表现出来，从他的自号“摩诘”就可以推知他确实一个性格内向、感情深曲幽隐的人。

我们也能从他的经历和诗作中窥见他的主要痛苦是来自于：既信奉佛教、厌薄尘世，但又干求名利、患得患失；既有丰美深厚的艺术家的才华修养，又难以免除庸俗虚饰的尘世之情的双重矛盾。这两种矛盾不仅反映在他求仕的手段及求隐的方式上，同样也无意地流露在他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上。

王维晚年在辋川别墅生活，这一时期，由于社会、时代、政治、人生的种种经历和各种原因，王维比较彻底地摆脱了世俗的尘杂之情，并且生活、思想以及作品的风格也随之发生了转变，特别在对自然景物风光的描绘上，一改过去那种开阔博大、恢弘壮观的气势，而为恬淡空灵、动静交融、明净洗练、意趣天成。更重要的变化是，早年诗中那些为免于俗的情味消失了，代之而成生的是一份禅理的妙悟。如《栾家濑》。

孟浩然是一个仕隐两失的人。

孟浩然一生写了二百多首诗，按其经历可分成前后两期，前期诗内容风格上都较为单纯，在对自然山水的描写中表现了悠闲自适的情趣。后期诗作较为复杂，其中有的以景衬情，表现其欲求仕用的迫切愿望；有的情景交融，抒发他不得知用的惆怅之情。如《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早寒江上有怀》。

综观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作，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不同于前代山水田园诗的特色来。首先是这些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大都是由物及心，有感而发的。此外在表现方式上，唐代山水田园诗大都是情景交融、浑然天成的，不像谢灵运那样将景物、感情、哲理切割得如此分明。尤其是盛唐诗人所描写的自然景物往往是意境开阔、兴象高远、情趣超妙的。

 

第十五课 唐代边塞诗

唐代战争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保卫疆土、抗击入侵的正义战争，另一种是统治者以炫耀武力、扩大疆域为目的的非正义战争。

王昌龄：

王昌龄的诗能够把感情于景物结合得很好，通过情景交融、情景相生、由物及心、由心及物的感发过程，在诗中传达出一种原始的精纯而直接的兴发感动的力量。如《从军行》。

王昌龄诗还善于通过声音来传达这种感发的力量。

高适：

当时的人都认为高适能过“负起直言”，他不仅关心国家政治，对军队中将领与兵士的关系问题也极为关注，因此他的边塞诗有明显的现实用意，这与王昌龄无明确目的的边塞诗及岑参为应酬上司及朋友写的边塞之作是很不相同的。

岑参：

岑参的边塞之作，运用形式自由的古乐府歌行体，为我们描绘出塞上那酷热奇寒、火山黄云、狂风大雪、飞沙走石、金甲旌旗、胡琴羌笛……种种壮景奇观，这一切都是别人笔下不曾有过的。

岑参喜欢做不平凡的事，喜欢有不平凡的表现，他所写的内容常常是罕见的，他所用的语言常常是不平凡的，风格是矫健而有力的。

像岑参这类以新奇取胜，既不是言情，又没有什么用意的诗，则更适于在诵读中去欣赏，因为他的边塞诗大都是为应答酬谢、歌颂赞美而写的。适合诵读，不太适合讲解。

高适诗的好处在于以“气骨”取胜，“气”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和作用，这与做人的关系很密切。韩愈曾说过，“气盛则言之长短高下皆宜”，气是通过语言的声音和口吻来传达的。“骨”指作品的章法与结构。高适与岑参的诗能在其章法结构和语气叙述的声调、口吻中，给你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和感染。

王昌龄则是以“情韵”不绝的绵长余味。对王昌龄的诗，要一边吟咏，一面体味，这样就能从中获得一种身历其景、心临其境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