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和单向街沙龙的嘉宾王小峰聊天，我问他那些重金属、死亡摇滚都什么人在听？他说很多是北欧那些极夜的国家，每年有那么长时间看不到一点阳光，内心特压抑，几乎每个人都听。他说有个朋友在芬兰诺基亚工作，每到极夜时，你看办公室，全是带着大耳麦，所有人都是在听死亡摇滚。

    后来我想，从极昼到极夜，没有过渡时间，两个极端里，人精神很容易消极，抑郁，失去对生活的向往。

    80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不也是生活在一个“极昼”和“极夜”的社会里吗。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极夜”，生活就是从一个天黑到另一个天黑的学习中，外面的风景就像美丽的油画在你面前，真实但是你走不进去。大学本来该承担从学校到社会“过渡”的功能也没有，在那里，看不到蓝天白云，没日没夜，天是阴天，像江南的雨季，哗哗的下，四年过去了。然后，有一天到了社会，像一个野孩子被“绑架”了二十年，然后被抛出去，说“去吧，去闯吧”，可外面是什么世界？是24小时的极昼，要没有黑夜的拼命工作。

    所以，当蒋方舟问她的清华同学“能让你看到希望的是什么？”他们会回答，“没有什么让我觉得失望的”。“犬儒主义”在当代中国非常受欢迎，对这个主义有这样一句解释：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是对世俗中最坏的部分的照单全收。所以，80后的年轻人，不是对社会完全满意了，而是对社会照单全收了。所以蒋方舟还会说，“我周围的女生基本上说，对现在这个时代没什么不满意的，没什么希望的。”

许知远说，“过去的十年里面，社会变得越来越固化了，就是社会的可能性在减弱，这种机会在减弱”。80后的几代人，正是生活在这样转折的固化里，生活或即将生活在被“绑架时代”，“极夜”里我想看到阳光但给我的是黑暗，但脱离了黑暗，整日都是阳光的世界又是那么残忍，没有第三种可能性，没有中间的过渡地带，也不敢想，希望和理想是那么奢侈的事情，所以，我就“照单全收”吧——这是百分之九十的80后过的生活。

    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里写到一个战后的年轻汽车修理工因为一件小事而被老板斥责为“迷惘一代”，但那个“迷惘的一代”后来成为创造美国社会在八九十年代最繁荣的一代人。中国这一代“照单全收”的迷惘的年轻人呢？

    总有很少一部分人在反叛，在探索，他们不心甘情愿的把一堆垃圾塞在自己的头脑里，被现实的鞭子抽着走。但是上一代人能看到吗？看到后他们理解吗？蒋方舟说，“我觉得我（世界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不要老关注成功。”能给蒋方舟回答的，是在华文著名作家龙应台和他儿子安德烈对话的书《亲爱的安德烈》里，龙应台对他临近毕业的儿子说的话，“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 

    理想在这样的一代人里，不会没有，但注定是被边缘化的。最近和70年代的作家冯唐聊天，说起他这个笔名时，他说，“要出第一本小说《万物生长》时，出版社要起个笔名，于是想起这《史记》里有一篇《冯唐列传》，他一直是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这是我挺喜欢的一种状态，他一直没有大红大紫，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说话，没有放弃表达自己的意见，作为一种当时社会的良心在说话。”

这是千年前的中国社会，冯唐可以看成是那个遥远年代的理想青年。几千年来，理想青年一直不是社会的主流，但一直在发声，而且是时代最重要的良心。

   “让她说的什么迷惘一代那一套所有肮脏的随便贴上的标签都见鬼去吧！”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里对批评的回应我们同样可以回给这个时代的长辈。

    你可以问我们，了解我们，但不要判断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