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语言学的灵魂》，朱晓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后记

完成一部书稿后，有事没事总要写几句，像是分娩之后如释重负的呻吟。但是写这本书的后记却没那么轻松，所以担心别把个基调定得像是得了产后忧郁症，与全书积极的人生态度不般配。

书中好些内容是很久以前写就的。那时我年轻，恣意文字，‘批判现实主义’，但不忌世恨俗，所以不愤青。相反，那时觉得正面临第二个‘五四’，又一个近代启蒙潮，生逢其时就应该‘不辜负这伟大的时代’。于是，一个语言学书生，嶙峋肩头所能担的道义，便是从语言学出发，把他认为应该向学界传播的思想写出来，把他认为有必要肯定、有必要否定的方向、方法等根本性问题提出来。《虚实谈》《科学主义：中国语言学的必由之路》《古音学始末》等文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当时觉得非常有必要写一些那样内容的文章，并且乐观地预期，等到自己老了的时候，就不用为这样的问题苦恼了，因为再过二十年，早先提倡的方向方法应该已经‘深入人心’，大伙儿都记不得有过一个叫朱晓农的曾经筚路蓝缕。

但是我错了——教育不会一蹴而就。这些内容‘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跟二十年前相比，重申这些内容的必要性似乎更为加强了。所以，本书的印行，不是为了纪念一个过去的时代，或重拾一段淡出的记忆，或抚慰一颗操劳的拳心，而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我真的不希望‘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书的一些章节曾招致不满多多。要我现在写，不知是否还有那冲劲儿。回想起来，当时有些前辈学者可能被无意地、间接地得罪了，感谢他们持续的宽容胸襟，惠允我弄斧到班门。而我就在这不知天高地厚中从多彩的春天走进了金秋。

有些作者喜欢趁再版重印修改旧文，就像王力，像钱钟书，像巴金。他们有权这么做，打理自己的孩子不需要理由。赵元任不改旧稿，那要给点理由，他说不知是原书没什么大错，还是近年来学问没长进。本书基本上也一仍其旧，大概只在《虚实谈》个别地方加了几句，其实那也是很早以前就加在底稿上的，不是现在的修改。要说理由嘛，那是因为一方面我还没觉得已经老当益壮得要来表明能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也不敢为索隐考据癖们增加工作量。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在这大好的年代。

                                                                             朱晓农

                                            2007年春于宝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