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川县里有个清平川，川中部有个关家庄，离公社所在地（关庄镇）有十里地。在庄东头崖畔上有两眼窑洞，西面住的是房东，一个婆姨带着三个娃。男人在西藏是个“公家人”（干部），而东面那个窑洞，1969年住进了五位北京知青，五十年后回首一望，这个窑洞里出了两位名人，一个是孙立哲，一个是史铁生。这两位名人的共同点是：一是成名虽有早晚，但闻名全国的时候，都只有初中二年级的学历，二是都是既不可学习，又不可复制的“怪杰”。

于是可以成就一个对联：此窑走出两名人，走遍神州也难寻。横批 洞中岁月。

有记录为证： 16日从延安出发，中午到达延川县冯家坪公社下车吃饭，下午步行到关庄公社。晚上重新分组。交通工具档次一路下滑，已经探底。从此进入了“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的原生态。

        17日从公社走十里，就到了关家庄，——我们插队的村子。记得来接我们的老乡有王庄、高田亮等人。王庄挑了两个大木箱。一个是钟兴华的，一个是曹博的。

“重新分组”结果，促成了对孙立哲人生起步的‘第一次“打击。立喆和我本来被安排在关庄大队第三小队，结果该队于立喆同班6名女生一致要求不和立哲同在一队。 原因不详。【很像现在的无理由退货】立哲只能“出门靠朋友”了。马上找到昔日相熟的史铁生和曹博（初643），被他们“接收”了。后来顺带把我也捎上了。如不是这一次“放逐”给立哲带来的‘强刺激’，孙立哲绝对不会成为“赤脚医生“而名动天下，而只可能是一个“不太能受苦”的“哈怂”。原因也简单，同队女生对孙印象不佳，怎会让他‘行医“？；关庄是公社所在地，又那里容得他造次？；同一大队的王家圪垯有一批清华附中的高一的老兵 （老红卫兵） ，也轮不到孙立哲出彩。

成名往往和磨难相联系。但这两人的“大有作为“却是由铁生的病痛做的铺垫。插队不到100天，铁生的“先天性脊柱裂”就发作了，疼得死去活来，走遍延川延安，均是无法。只好由立喆陪着铁生回北京就医。这次回北京，立喆“走后门“1 在酒仙桥职工医院看了三个月的门诊，而铁生在京看病期间，也结识了许多过去不认识的清华子弟，开阔了眼界。等到铁生和立喆返回关家庄后，队里考虑他的实际情况，安排铁生去喂牛。而立喆有三个月的门诊经历垫底，信心满满地开始了他的赤脚医生事业。

立喆当时是赤脚医生里医疗技术最好的，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铁生也有个“第一”，却不为世人所知。就在他们1969年七月回延川之前，铁生母亲拿到了医院开具的证明。靠着这个证明，就可以病退回京，可是被铁生撕掉了这在全体知青中也是唯一的。我们当时觉得，他比那些高喊“扎根一辈子”的同龄人都伟大。而后来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喊一辈子的，大都先走了，而现在留在延安的，却是从来没喊过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铁生天生就是作家。在延川，铁生不是第一个写剧本写小说的，那时还轮不到他。写剧本或长诗的是校友陶正。后来曹谷溪搞《山花》时铁生已经病退回家了。但他是第一个给老百姓画箱子的，但他没有成为一个画家，没画箱子的校友邢仪倒成了一个画家。这就是说，在延川插队的校友里，铁生在哪方面都谈不上‘最突出’。是高位截瘫后无路可走，生生把他‘逼’出来的。

从历史上看，孙立哲和史铁生是“共生”相伴的。缺一不可。成名虽有早晚，但奋斗不分先后。二人的不同点在于，立喆是绝对的主动并极度自信（铁生戏称为“不要脸”）；而铁生的极度自尊，使他显得相对被动。立喆老想走在历史的前面，争做命运的主人；而铁生则是面对命运的挑战，永远不屈。立喆的大有作为确实得益于“广阔天地”，铁生的成功则是在自己的心魂和头脑之间。

当然，史铁生的《清平湾》获奖，也并非一日之功。这和他的喂牛生活是分不开的。喂牛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观察，也可以和老汉扯闲篇。关于“破”老汉的经历和他当时的感想，铁生早就记在他的笔记本上了。而关于两只牛的争斗，铁生也和我讲过多次，陕北的各种风俗，铁生更知道了不少，对此乐而不疲，为他那篇《遥远》积累了深厚的生活素材。

从1969年1月13日到1971年9月17日离开延川，史铁生在延川也就不到1000天的时间。但就这一千天，成就了一个不同凡俗的作家。讲到延川县的知青作家时，提了三个人的名字和作品，路遥、陶正和史铁生。但只是在史铁生这里，提到了他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写的就是他插队的那个村子关家庄。（后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时讲到当代中国作家时，只提了路遥和史铁生两人。）为什么？我推测：因为路遥、陶正的小说主角都是知青自己，而史铁生写的是陕北老乡，是自己眼中的那山、那水、那些事儿。只要把同时期的“伤痕文学”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史铁生的小说主角和其他作家是如此不同。如果和陈忠实、莫言这些知名人物相比，他们的小说中却只有昔日的农民，而不见了他们自己。在作家圈里，他们也许互有高低，但是在同学（知青）圈里，铁生始终是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