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说：“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

“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象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陈独秀说：“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

“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

“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

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论述可以看出，五四批孔并不是为了批判孔子本人，也不是专门和儒家文化过不去，而是因为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中，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学说一直是专制政治的护身符。

  民国建立以后，仍不断地有人打着尊孔的名义为专制主义招魂，致使共和政治举步维艰，两次遭遇严重危机（乙卯袁氏称帝和丁巳张勋复辟）。事实证明“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43]；“共和之政立，儒教尊卑贵贱不平等之义当然劣败而归于淘汰”[8]。

  现代有学者不明白反孔与反专制的内在逻辑，讥讽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荆轲刺孔子”，搞错了对象。何爱国先生在书中根据陈独秀等人的相关论述，辩证地指出：“所谓‘荆轲刺孔子’，其实还是‘荆轲刺秦王’。”[33]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