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大夫壶遂，大约是个文化伪君子，他请教在前，吹捧在后，实际上在设局。说司马迁反汉武帝。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豪氂，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为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 上大夫壶遂问：“当初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
• 太史公答道：“我听董（仲舒）先生说：　‘周朝的王道衰微了，孔子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王道不能推行，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衹不过是为了实行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　《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丑恶，尊重贤能者，贱视不肖之徒，保存已灭亡国家的史迹，接续已断绝了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中的要点。《易》是专讲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所以长于变化；《礼》是规范人伦的，所以长于行事；《书》是记载先王事迹的，所以长于政事；　《诗》是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的，所以长于风土人情；《乐》是论述音乐经典的，所以长于和谐；《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人。由此可见，《礼》用以节制人欲，《乐》用以发扬和气，《书》用以指导政事，《诗》用以表达思想感情，《易》用以阐明事物的变化，　《春秋》用以指导人们遵守道义。治理乱世，使它走向正轨，没有比《春秋》再合适不过的了。《春秋》文字数万，旨意数千，万物的离散聚合都集中在《春秋》裹面。在《春秋》中，记载着三十六起杀君事件和五十二个亡国事件，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简直无法统计。考察其所以如此，都是由于失去了礼义这个根本。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因此‘臣弑君、子杀父，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逐步发展而来的’。做国君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前面有进谗言的则看不见，后面有奸贼作乱也不知道。作人臣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就不知道日常事务怎么处理才得当，遇到突变就不能采取权宜之计去应对。作人君、人父的，不能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蒙上首恶的罪名。作人臣、人子的。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陷于篡弑的罪名而被诛杀。其实他们都以为是在做好事，却因为不知其道义所在，以致被加上了空洞的罪名也不敢推卸。不通晓礼义的宗旨，就会弄到君主不像君主、巨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地步。君主不像君主，就会受到臣下的干犯，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没有人伦之道，儿子不像儿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罪过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他们也衹能接受而不敢推辞。因此说，《春秋》一书是礼义的根本。礼义的作用是禁绝坏事的发生，法律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之后进行制裁；法律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义所起的防止作用却不易被人了解。”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虙戏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降，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耻也；主上明圣，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

• 　　壶遂说：　“孔子的时候，上面没有圣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裁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您上遇圣明的君主，下得当官任职，万事备，各得其所，您所论述的，将要阐明什么呢？”
• 太史公答道：　“啊啊，不不，不是这样。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纯厚，他作了《易》八卦。尧舜道德之盛，　《尚书》予以记载，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从汉朝建立到今圣明天子，这期间获得了吉祥的符瑞，举行了封惮大典，改革了历法，更换了衣物的颜色，受命于天，天子的恩泽滋润无边，海外异俗之地的国家也辗转翻译叩关入境，请求献礼、朝见，这样的事情多得说不完。臣下百官极力颂扬天子的圣德，还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得不到重用，是国君的耻辱；主上圣明，而其恩德不能传扬天下，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何况我担任史官工作，如果撇开天子的圣明功德不去记载，埋没了功臣、贤大夫的功业不去论述，背弃了我父亲的嘱咐，这是极大的罪过。我所写的不过是记述历史故事，整理、归纳世代相传的史料，不是人们所说的著作，而您把它比作《春秋》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