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房价有史以来最高朝代

      宋朝文人王禹偁写过一篇《李氏园亭记》，讲到当时首都开封的地价很贵：“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一尺地一寸土，跟金子一个价钱，地价如此之高，房价可想而知。

     当然，王禹偁是文人，文人说话爱夸张，宋朝房价究竟是高是低，咱得看具体例子。

     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宋朝房价高，比如说，宋朝有很多名人曾经为买房发过愁。都有谁呢？

     苏东坡是一个。苏东坡他一辈子买了好几套房子，但是没有一套是在首都开封买的。后来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没有新房，老苏很着急，借了开封一个姓范的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办了。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是一个。苏辙参加工作几十年，到七十岁那年才买上房子，而且不是在首都开封买的，是在开封南边的一个城市许昌买的。在买房之前，苏辙写过一首诗，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又说“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活了大半生，头发都花白了，还没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儿子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们还老是抱怨。

     还有大文学家欧阳修也是一个。欧阳修考中进士，进中央工作，工作了好多年，始终没买上房子。他给朋友写信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在京城工作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混上自己的窝，一直在小胡同里租房住，很惨。

     北宋末年，有位御史中丞翁彦国。御史中丞主管监察，兼管检察，就是过去的监察部部长兼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位翁部长或者翁检察长说过一句话：“京师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看来不光是房子贵，地皮也贵，贵到有钱都买不到。

      《宋史》卷二七五记载：屡从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将刘福“既贵，诸子尝劝起大第。福怒曰：‘我受禄厚，足以僦舍以庇……’。”但他去世后，他的后代就没了私宅可居住。

     也许就是因为买不到，所以地皮才贵，就是因为地皮贵，所以房子才贵，就是因为房子贵，所以地皮才更贵。很多时候，地价和房价就是这么一对互相攀比的关系，因为地价高所以房价高，因为房价高所以地价也高，它们你拉我扯，一个劲儿往上窜。

     房价高，老百姓买房就难，钱少的买小房子，挤着住；没钱的借钱买房子，只有做房奴。北宋初年有个大学士叫陶毂，他亲眼见过老百姓的住房是多么紧张：“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可使用面积不够，就自己动手改造，“半空驾版”，在房子天花板和地板的中间加一层，隔成小复式。卧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柜子什么的拼起来，让孩子们睡。这种一家三代挤一个小房子的居住生活，房改以前也出现过，估计现在60零后70后的朋友还能回忆起来。

      虽然我们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自古以来也总是存在着城市不让生活更美好的一面：城市的发展使得外来人口在某一特定区域高度密集，这些脱离了土地的人群在物资供应、居住环境、卫生防疫、公共安全等方面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矛盾。比如，当时汴梁都城里地价非常高，所以很多官员都是租房子住。宋朝很著名的一位宰相，家里的前厅竟然仅供一匹马调头这么小。北宋末年，再多钱也没地可买。京城不宜居。这个城市病不是现在才出现，古代就有这个问题。有人选择了不在京城居住，像现在很多人逃离京广沪，到二线城市居住一样。

　　“是否繁华总如昨夜一梦，富贵终是天上浮云。”北宋和南宋的繁华都终止于战争等变故，由此产生了一大批的移民，他们迁往别处，但仍然“言则必谈京师风物”，怀想汴梁城的风光。所以有专家感慨道，“人类是历史的动物，但又很健忘。对于历史，将辉煌引以为豪、将错误引以为戒，才是最有益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