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于2013年9月11日刊发于《南京日报》B6版
       

                民国风流之性情黄侃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在后人的想象里，这是一段杂乱不堪的岁月。然而，在中外交融、社会转型的大历史背景下，这一时期在文化方面却大放光彩，涌现出许多堪称大师的人物。也许是受这特殊时代的影响，这些大师，不仅有学问，还很有性格，很有脾气，这其中就有著名的“三疯子”：一个是性格落拓不羁、被黄兴骂为“害了神经病”的“章疯子”章太炎，一个是经常不修边幅，活像一个疯子的刘师培，还有一个便是“黄疯子”黄侃。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三个疯子不仅都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与黄侃还是师徒关系。民国学人的典型特征在他们三个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学问大、脾气怪。青出于蓝胜于蓝，作为徒弟的黄侃脾气之大、性格之怪更是少见。

     黄侃，字季刚，生于湖北蕲春一个书香门第，自幼聪颖，七岁能诗，其父是朝廷二品大员，与张之洞交好，因为这层关系，黄侃被张之洞选派到日本公费留学，结果黄侃在日本生了“反骨”，加入了反清的革命党—同盟会。不过，黄侃的影响主要还是作为一个文人、学者，而不是革命者。

     留日期间，黄侃认识了国学大师章太炎，并折服于其学问，拜其为师，成为章太炎的大弟子。关于黄侃与章太炎的相识，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同在日本留学的章、黄二人居然凑巧住在同一栋楼，他们久闻对方大名，可惜无缘结识。有一晚，黄侃内急，不及上厕所，便对着窗户拉了起来，楼下的章太炎正在熟睡，突然一股腥臊尿水从楼上直溅下来，禁不住怒骂起来，黄侃不甘示弱，反唇相讥，不骂不相识，待到二人互报姓名以后，居然彼此钦慕起来，从开始的对骂转成了谈论学问，因为章太炎是博学绝伦的国学大师，黄侃便拜其为师。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其实颇值得怀疑，估计是有人根据黄侃放诞的性格而编撰的，但后人一直乐于传播，可见这个故事颇得黄侃性格之精髓。

                                  怪杰之怪

     黄侃回国后，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学府兼职任教。黄侃讲课，不循规蹈矩，举止奇特。田炯锦《北大六年琐记》中回忆：“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有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要塌了。方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的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去，致将许多玻璃挤碎。’”

     黄侃十分热爱美食，京城特色饭馆，他必想办法前去品尝。在日记中，他一方面经常哭穷，一方面频繁出入茶楼酒肆享受。在北大上课时，讲到精彩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学生不知其故，他就说，这段古书后面蕴涵着一个绝大的秘密，想知道吗？对不起，凭北大这点薪水不值得讲，要听，饭馆请！

　                                师道尊严

     黄侃在中央大学时，同事中名流颇多，均是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有黄包车代步。黄侃则天天步行，卓尔不群。一日下雨，黄侃穿一双钉鞋（即木屐）到校上课。课毕天气放晴，便用报纸将钉鞋包起，夹在腋下步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此公土里土气，并携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欲检查纸包。黄侃二话没说，放下纸包一走了之。黄侃原本就有个绰号叫“三不来教授”，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今日下雨仍来上课，已实属难得，未料竟遭怠慢，一气之下便不再到校。系主任见黄侃几天都不曾来校授课，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侃闭口不言，主任不明就里，赶紧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侃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荒唐！荒唐！师道沦亡，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又托众多名流去劝说，均于事无补。

                                  文人相轻

　　黄侃与著名词曲家吴梅同在中大中文系授课，文人难免有相轻的习气。一日，二人与系里同仁聚会于酒家。黄侃平时以善骂出名，酒酣耳热之际，满腹牢骚便倾泻而出，因与吴梅一言不合，两人激辩起来，吴梅已三分醉，说了一句：“你不要太不讲理！”黄侃此时已七分醉，闻言大怒，一巴掌打过去，吴梅急避，未打中，当即回敬一拳，同席者连忙拦住。于是二人起身离席，欲一决雌雄，幸被同席者拉开。

     黄侃饱学多识，讲课时引经据典，因此大受欢迎，教室里每每座无虚席。校长为款待这位大师，特置一沙发在教授休息室，供其使用。一日，吴梅课毕来休息室小憩，见沙发空着，便坐了下来。黄侃也刚好下课进来，见吴梅端坐在沙发上，大怒道：“你凭什么坐在这里？”吴梅答：“凭词曲坐在这里。”黄侃以前曾讽刺过曲学为小道，并表示耻与擅词曲的人同在中文系当教授，于是气更是不打一处来，两人从谩骂升级到动武。此后，教务处便把吴梅的课排在一三五，黄侃的课排在二四六，以减少摩擦。

                             讽人能事

     1917年，胡适留学回国到北大任教，倡导新文化运动，一时名声鹊起，黄侃最得意的弟子傅斯年很快投向了新文化的阵营，自此，黄侃上课之前，都要先大骂胡适一通，再开始上课。不仅如此，每次遇见胡适，他都要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对胡适奚落一番。

     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半部写完之后，下半部久未出炉，黄侃有一次上课对学生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惹得学生大笑不止。

      一次宴会，胡适大谈墨学，黄侃嫌其唠叨，在一旁骂道：“凡今讲其学者，皆非人类！”胡适知道黄侃脾气，未作搭理。见没有反应，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之父，亦同其类！”胡适忍无可忍，正欲发作。黄侃却大笑说：“且息怒，吾试之耳。墨子兼爱，是无父也。君今有父，何足以谈其学？我不是骂你，吾聊试君耳！”此言一出，举座哗然，胡适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黄侃在金陵大学兼课时，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很多，常常爆满教室，有一次，黄侃去上课时，教室里面学生寥寥无几，一问，原来该校农学院院长某君刚从美国得了农学博士头衔回来，突发奇想要给学生表演新式阉猪法，海报张出以后，学生们都凑热闹去了。黄侃知道后，不仅不怒，反而对剩下的学生说，今天不上课了，我们也去凑个热闹。阉猪现场，只见几个学生绑来一头猪，博士某君开肠破肚，谁知折腾半天连猪卵巢在哪也没有找着，被“阉”之猪不久就一命呜呼。“阉猪”表演变成了“宰猪”演示。

     黄侃看罢，很快就吟成一阕词，对其进行嘲讽：

     大好时光，莘莘学子，结伴来睹。佳讯竟传，海报贴出，明朝院长表演阉猪，农家二畜牵其一，捆缚按倒皆除。

     瞧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渺渺卵巢知何处？望左边不见，在右边乎？白刃再下，怎奈它一命呜呼，看起来，这博士，不如生屠。

     这首词在校园里不胫而走，博士某君羞愧难当，后来辞职走人。

     黄侃个性轻狂，在当时颇受人诟病，尤其在男女之事上，更为人所不齿。他一生结婚九次，报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说。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曾回忆黄侃骗婚黄绍兰，使她一生流离失所，最后自杀一事，直斥黄为“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周作人也曾说，“他（黄侃）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

     黄侃的行为，在很多人眼里是不能恭维的，但在老师章太炎那里，却合情合理，章太炎不仅从不因此看轻他，反而觉得这是一种真性情的表现，甚至说黄侃“俾倪调笑，行止不甚就绳墨”的性格，堪比魏晋风流，难能可贵。

     明朝人张岱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大意是一个人如果没有癖好或瑕疵，这样的人是不能交往的，因为他没有深情和真气。或者，这就是章太炎能坦然待之、后世人也津津乐道的缘故吧。

                                   出尔反尔

    黄侃藏有《元诗选》清刻本两部，因同事兼好友汪辟疆十分喜欢，便出让了一部。事后黄侃获知，即使是清刻本的《元诗选》也是极其难得的珍本，于是写信给汪辟疆，并示以一诗，自悔轻售《元诗选》之失。起初，汪辟疆未当回事，还和诗一首。黄侃急了，便登门拜访，约汪辟疆赴茶社叙谈，欲索回《元诗选》。汪辟疆仍未当真，岂知黄侃竟纠缠不已，不惜托人说项，拟以原价将书回购。汪辟疆后来考虑到该书自己并非急需，遂慷慨允之。黄侃既喜且羞，次日，在日记中写道：“汪辟疆肯以《元诗选》见还，令人感愧。”书痴率真之性情可见一斑。

                                 　治学箴言

     黄侃在南京九华山麓自建一屋，并将书斋名为“量守庐”，自号“量守居士”。“量守”典出陶渊明的诗句“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黄侃以此表达安贫守贱、鄙薄名利而潜心学术之志。“量守庐”中藏书充栋，有三万册，他坐拥书城，怡然自乐。对于读书和写书，黄侃有三句名言：一是读书前“要如一字不识人”，意即对书要存有敬畏之心，只有空腹以待，才能充分吸收。二是“五十岁以前不著书”，意即不到知天命的年龄，写出来的书，学问不精。三是读书人不能“杀书头”，“杀书头”是指读书只读个开头即放下。据说黄侃临终之际，所读《唐文粹续编》尚有一卷未能批点完毕，他口吐鲜血叹息道：“我平生骂人‘杀书头’，毋令人骂我也！”他的学生在《季刚师得病始末》中记载其临终时情形：黄侃不断吐血，医生注射安眠止血药剂，“乃稍稍入睡，昏卧喃喃若梦呓，多涉学术语”。

　                            嘲讽“海归”

　　黄侃在金陵大学上课，慕名听课者甚众。该校农学院院长刚从美国获农学博士头衔回来，不可一世。一日，此君忽发奇想，要在学校礼堂公开表演“新法阉猪”。海报贴出，全校轰动。当日恰逢黄侃上课，学生因皆去观看“新法阉猪”，上课者寥寥。黄侃问明缘由后便宣布：今天上课者不多，我与大家都去凑个热闹捧个场吧。在“阉猪”表演现场，院长得意扬扬地让学生拖出一头肥猪，将其紧缚在架上，然后开膛剖肚，谁知折腾半天也未能找到猪的卵巢在哪里，被“阉”之猪随即一命呜呼，“阉猪”成了“宰猪”。黄侃当场吟词一阕，以讽其人其事：大好时光，莘莘学子，结伴来睹。佳讯竞传，海报贴出，明朝院长表演阉猪，农家二畜牵其一，捆缚按倒皆除。瞧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渺渺卵巢知何处？望左边不见，在右边乎？白刃再下，怎奈它一命呜呼，看起来，这博士，不如生屠。

　                             诗酒风流

　　黄侃居南京时，鸡鸣寺、北极阁、玄武湖等处是他驻足遐想之地，他还在自己的日记中留下了大段描绘南京景色的绝妙文字。他常与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的诸教授登高望远，饮酒赋诗。1929年的一个秋日，黄侃与汪辟疆、胡小石等六名教授在鸡鸣寺豁蒙楼聚会，一时兴起，意欲作诗，却苦于没带笔墨，便找鸡鸣寺的尼姑讨得一支破笔，在两张毛边纸上挥笔书写，每人四句，联成一诗，题为《豁蒙楼联句》。

　　黄侃喜贪杯中之物，为此与三任妻子都闹得不可开交，并将其视为自己的“附疽之痛”。他曾说过，“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便足了一生”。他在去世的前一日，还于“午后与子、女、甥、婿等散步至鸡鸣寺”，剥蟹赏菊，因饮酒过量，致使胃血管破裂，吐血身亡。

                                   博雅醇儒

     作为一代大师和怪才，除却那些令时人瞠目结舌哭笑不得的名句逸闻趣事外，黄侃那学富五车、博大精宏的学问应该更值得我们华夏后人尊崇和铭记。

     究其实，在他那狂徒怪人的棉袍下蕴蓄的更多的还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的国学大师、博雅醇儒和中华民族深厚学养濡染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精英。

     1906年，年青的黄侃得到洋务运动首领、识才爱才、号称“中国第一能办事的官员”张之洞的私人资助，东渡日本求学。适值另一位大师章太炎因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亦来日本避难。当时许多留日学子因皆慕章之大名，纷纷前去求学拜访。好学不服输的黄氏当然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也想一睹这位名震海内外的经学大师和革命英豪的风姿。于是，有一日黄偕同好友多人一起谒见章。等到了章宅门口，忽然看见墙壁上写有一段话：“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此名句出自东汉戴良） 看到此句，生性孤傲的黄侃到章氏必定睥睨一切，不易接近，于是掉头就回。

     1907年9月19日，章太炎在其主编的第17期《民报》上发现了黄侃的《哀贫民》等两篇雄文，于是主动约见黄侃，并嘉许黄为天下奇才。自此之后，二人时相过从，成为莫逆之交。在章的指导下，加之黄天资颖异，黄的学问日渐精进。

     1914年，黄侃应聘到北京大学国学门任教，主讲辞章学和中国文学史等课。黄学问很好，上课时经常有许多旁系的同学跑来听课，如当时在哲学门就读的冯友兰也来旁听。黄侃极善于吟诗诵文。他每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摇头晃脑地高声吟诵一篇，声音抑扬顿挫，煞是好听。以致于后来当黄侃在上面念的时候，下面听课的学生也情不自禁地高声附和。很多同学私下戏称他的这种独特的授课方式为“黄调”，这在当年大师云集、人才济济的北大成为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更令人叫绝的是黄侃在课堂上对许多学者公认难啃的《说文解字》的讲解。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讲，追本溯源、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居然一不带原书，二不带讲稿，头头是道、口若悬河。好奇和怀疑的学生对他所引用的经典论据，下课以后去查书，惊讶地发现居然一字不错、一字不漏，为此引得全体学生啧啧称羡。又有一天，黄的学生替他拿皮包时发现有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打开一看，惊奇地发现那本书页发黄的书上勾画圈点得太特别了：只见书头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挨挨挤挤、摩肩接踵。有朱笔写的，有墨笔写的，还有各种各样只有他自己才认识的天书符号。全书9353字，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讲法和别人的讲法。有的他肯定，也有的他否定，都鲜明地记在了书上。据说，他对《说文解字》通读细研了五次，每一次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新的观点。因此，每当黄侃去讲授《说文解字》的时候，每一次都不走寻常路，都有新的内容新的讲法。难怪挑剔的北大学子们都说：在北大听黄先生讲课，常听常新，百听不厌，真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享受。

     有一个北大学生在看了黄侃所读的那本已显破旧的《说文解字》后，对他说：“黄先生，您这批在书头上、书边上的东西，颜色各异，有的如黑蝇靡集，有的似蝼蚁军行，字又那么小，谁个还识得呢？”

     黄侃打趣地说：“我要那么多人认得干什么呢？别人要是都知道了上面的内容，那第一不就不是我了吗！”

      在场的师生都哄地笑了。现场弥漫着书香温馨而活跃快乐的笑声。

　                               一联成谶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逸闻趣事，是一大遗憾，因为往往几句隽语雅事，便能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但如果趣事太多，也未必就是幸事，因为人们常常乐于传播这些趣事，反而忽略了其学术，这对于以学问为人生追求的学者们来说，是最大的悲哀。这种情况用在以怪癖著称的黄侃身上，似乎更甚，因为他不仅怪事、趣事多多，学问又精奥难懂，因此，人们谈到黄侃，对他的这些趣事津津乐道，闻者捧腹，但对其学问，人们只知道他学问了不得，但究竟怎么了不得，却是茫然。

     不过，古来圣贤皆寂寞，对于黄侃来说，最大的遗憾还不在于此，而是他不及著书，就突然病亡。黄侃性格狂狷、生活放诞，治学却极为严谨，他曾发愿“三十不发文，五十不著书”，这在当时传为美谈。1935年，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赠他一副对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庆祝黄侃从此可以著书立说了。黄侃看到此联时，却极为不快，因为章联无意中暗藏“黄绝命”三字，没想到一语成谶，当年10月黄侃就因饮酒而殁。

     一代鸿儒，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黄侃生前虽未出版任何著作，但作为才与天高的一代醇儒，黄侃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训诂学的奠基人。天妒英才，天不假年，倘若他没有遭遇不幸，以其学富才识，那将取得怎样的成就啊！

     诚所谓：赳赳民国，大师遍地；自由独立，底气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