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异国恋情

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1年），年仅18岁的梁启超就考中了举人，名噪两广，正可谓少年得志，前程无量。这年秋天，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陪儿子前往北京与名门小姐李蕙仙完婚。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当即赋诗一首，以示祝贺：

   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

   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

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

贾生正年少，骀荡上天门。

他的夫人李蕙仙是当时京兆公李朝仪的女儿、刑部侍郎李端棻的妹妹，出身名门，知书达礼，举止端庄，娴雅有致。他们的婚礼在当时曾经轰动一时。但梁启超和李蕙仙的婚姻是封建社会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的爱情大树是在结婚之后逐步培植的，可谓是先结婚后恋爱，带有保守、封闭、夫唱妇随的时代特色。

而鲜为人知的梁启超和华侨小姐何蕙珍的恋情则相当开放、自由和富有浓厚的近代意义了。

 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

　　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今天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

　　宾主落座，何蕙珍便挨着梁启超坐下，不时有一股淡香飘入梁启超的心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 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间，何小姐颇为活跃，她广博的学识，不凡的谈吐，尤其是她对梁启超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整个宴会仿佛成了 何小姐与梁启超的对语，而他们两人，也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

　　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 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原来，梁启超刚到檀香山时，到处奔走演说。清廷驻檀香山 领事馆买通了一家当地的英文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心中不服，苦于不懂英文，不能回击，只好置之不理。

　　不料此后不久，竟出现一桩怪事，另一家英文报纸上连载为梁启超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显然，作者对梁启超的经历和著述瞭若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今日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那些为自己辩护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这位华侨小姐之手。

　　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言道：“我十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像，即遂心愿。”

　　数日后梁启超践约将照片赠与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报李，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梁此时已坠入情网，几近痴迷。

　　不久，一位好友前来拜访梁启超，婉劝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说这样会给他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帮助。梁启超沉思片刻，随即言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为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麼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

　　又过了数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师宴请梁启超。席间见到何蕙珍，梁启超心情极为复杂，不敢触及敏感话题。倒是何蕙珍落落大方，谈吐自如。分手之时，何小姐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懂”

　　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直接的表白吗﹖梁启超心醉了。他不忍再呆下去，轻轻说了声“珍重”，便连忙离去，其情景有如逃奔。

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内心深处的感情却不能自欺。为了纪念和回忆这次难忘而甜蜜、痛苦而浪漫的异国恋爱风波，梁启超用情和爱交织的矛盾而复杂的心情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把对何蕙珍的深深爱慕融入诗篇之中，其中有两首这样写道：

眼中既已无男子，独有青睐到小生。

如此深恩安可负，当宴我几欲卿卿。

　　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

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 与李惠仙知。在信中，他煞费苦心地讲述著对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自然气恼，她给梁启超写了一封 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 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李惠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去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是决不会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举让梁启超着了慌，他急忙复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

　　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 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馀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 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 止乎礼义而已。

　　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形势急剧恶化，斗争十分残酷，他已没有时间沉溺于儿女私情。

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

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梁启超一向认为情感是超理智的，但这一次他硬是用坚韧而顽强的理智战胜了炽烈而细腻的情感，拒绝了何小姐真诚而炽热的爱。

“国士无双”开风气之先的一代维新领袖和国学巨擘梁启超在研究家庭、婚姻等理论方面是极开放和大胆的，他关于婚姻自由和家庭变革方面的言论，曾一度代表了20世纪初中国人反对封建专制、争取个性解放的新的追求。但面对美丽而曼妙的异国恋情，一代伟人梁启超却被中国人传统的道德观念所制约和束缚，始终无法突破封建婚姻的藩篱。这种“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的言论和行动的矛盾固然深刻地证明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和旧道德的潜移默化是根深蒂固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梁启超的君子之风、圣贤修为、克己复礼和他自己主张的“心口如一，犹不失为光明磊落丈夫之行也”的言行一致的大师风范！至今读之，仍令人深长思之、感佩不已。

                梁启超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