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娅娜·法拉奇在男性世界里为自己争得了一份不可忽视的荣耀，却忘记了作为一个女人该从爱情里得到的幸福。

文/散令里

上世纪60年代，被人们誉为“文化奇迹”的世界第一女记者，意大利记者兼作家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在工作中无疑是无人能敌的“狂徒”：她曾任《晚邮报》驻外记者，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两次获得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得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这个传奇的战地女记者，在生活中却是一个“异类”。

“我对家庭没有信心。家庭是一种建造来为了更好控制人的窠臼，是一个更好地让他们对法则和传统产生顺从的地方，它的神圣和尊严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一切存在着的人们都是一群被迫以同样的名义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的，常常相互仇视相互憎恨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她发誓一辈子不会结婚生育，并说过这样一句不屑的话：“事业是可爱的，爱情是可笑的。”然而1975年，47岁的法拉奇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并且虽然医生检查出她身患乳腺癌，她还是固执地想要生下孩子。

对女人来说，没有遭遇爱情时，总认为它是愚蠢的，但一旦触碰到它，便无法从它的温情中逃脱。孩子的父亲是希腊抵抗运动的年轻领袖帕纳古里斯·阿莱克斯，一个个子矮小、其貌不扬，即使散步也会带着手榴弹的疯狂男人。在革命的喧嚣中，法拉奇与他高调恋爱，但在相恋的第二年，她就明白了这位人民英雄在情感上只是个孩子——当他困窘时会责怪她，丢下一堆牢骚怨语；当他任性发作时，会当着所有人的面讽刺挖苦她；而当他需要她时，便提出让她一个小时内为他准备好一艘游艇，甚至要求她送他一辆小汽车。

尽管如此，浑身带刺的法拉奇还是屈服于他。她在他面前就像一位母亲，无怨无悔地帮助他，冒着生命危险将他转移到意大利，让他继续革命奋斗；她一次次陪他走出雅典，帮他筹款竞选议员……多少次，她差点被他的对手追击得车毁人亡。法拉奇怀孕后，期待着小生命的到来，会改变自负的情人。不曾料到，帕纳古里斯获悉后大发雷霆，在为数不多的电话中，他用嘶哑、结巴、颤抖的声音传递着他冷酷的建议，“去把孩子打掉，我会付给你一半的打胎钱。”

法拉奇失望极了，在帕纳古里斯彻底杳无音讯后，她拿出了工作中的激情和勇气，决定一个人迎接孩子的到来。遵照医嘱作为患有乳腺癌的高龄产妇，她本该呆在医院里好好安胎，但怀孕5个月的法拉奇，受不了失去情人，又不能工作的现状，便四处奔波去采访，终因疲劳过度在路上流产。

法拉奇第一次尝到了作为女人失去孩子该有的悲痛，这时消失了几个月的帕纳古里斯，如同灵魂拯救者一般又出现了。法拉奇伤心过后，又恢复了母性的心肠，原谅了他。

这个让她遍体鳞伤的男人一直困扰着她，直到第二年，他在一场对手蓄意安排的车祸中丧身。“帕纳古里斯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也是值得每一个生下来的人应该寻找的东西，它就是自由。”法拉奇在情人死后，还将他们的爱情写成了小说《人》。但更让她难以释怀的是那个未出世的孩子。她写下了一本名为《写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的书。在书中，她第一次流露出了作为女性柔软的一面，和那段时光情人带给她的内心挣扎，以及真实生存着的压力和痛楚。

2006年9月17日，由于乳腺癌她孤独离世。在之前接受完手术之后，她坚持要看一眼手术中摘除的肿瘤，“它是我的肌体，我想看一眼。”惊愕的大夫于是将布满了癌细胞的血肉拿给了她。她开始对着它说话，“你这个可恶的王八蛋！你在我身体里留下孩子了吗？我要杀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