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何语涵

瘦、白，大而亮的眼睛清澈澄明，一身袈裟纤尘不染。如此整洁让人很难想象3年多以前，在卫生状况极差的埠湖医院，邹宜均是如何度过了那3个月时光。“好像经常我洗来洗去，这边看到一块屎，那块也是。”

2009年3月，削发为尼、法号“果实”的她把送她入精神病院的亲人和曾经收治她的两所医院告上法庭。而她背负的“精神病人”标签却远未撕去。采访中，有人指着自己脑袋问记者，她这里要是没有问题能进去？

精神病人在社会中被隔离、边缘化，普罗大众易产生误解，“一个人去‘那种地方’看病肯定有问题，”果实的律师黄雪涛说：“医院的逻辑则是，不承认自己有病，病得越重。不承认自己有病，就被剥夺所有权利。”

2006年10月21日，邹的家人以扫墓为由将她骗至半途，将其“背拷手铐、眼睛捂上、头用纸袋套住”，绑进广州白云心理医院。

某种意义上说，邹的家人，是第一个宣判她“有病”的医生。医生做诊断是医学问题，邹的家人取代了这个位置，问题变成，他们何以会成为邹宜均的医生。

邹宜均的成长史，如同一个家族对“异端”的“收服史”。而之所以这样做，“都是为她好”——这句话我们毫不陌生，这逻辑在国人中十分普遍。

爱，将她推入精神病院。我们呢。

 

一个家和它所控制的生活方式

深圳，万德居。

这间父亲去世后留下的房产空置许久，门锁被换，继承人邹宜均没有钥匙。周围喧嚣依旧。

这是这座城市的心脏地带，银行林立，热闹非凡。现代化建筑围裹下的邹家，却是一个极其传统的客家家庭。

从来，父亲的话掷地有声、不可违抗。邹宜均亲眼见到“成绩好到不知该选哪个系好”的二哥想去北大读医的梦想被父亲一耳光扇到九霄云外，“最后留在深大，读了税务。”

父亲已逝，家长制下的经济专制却威严犹存。2006年前夫赔给邹宜均一笔20万元的款至今仍扣在其母处。母亲不肯归还，认为女儿“不听话，会乱花，拿着这笔钱去投资佛教网站”。

“我妈还说，怀胎十月，你拿来孝敬我也合理啊。”大家长传统中，长辈掌控子女金钱被视为正常。

“我孝敬你没问题，但你还是得先还我，我回头再孝敬，你不能扣着我的钱让我孝敬。”邹宜均坚持要收回那笔钱。

母亲觉得她变了。曾经，她“很听话”。十几岁上，哥姐陆续结婚，父母最忧心这个还未成家的幺女，宜均啊，学学你大姐的为人处事；宜均啊，你二哥当年要是不听我们的话，哪能一出来就当上官。她觉得也对，尤其大姐，对外形像近乎完美：“既热情又很得体，感觉很乐于助人。”一个与邹宛均仅一面之缘的人对记者说。

大姐和二哥是邹家教育成功的标榜——在父辈的控制、指示下，他们最终踏上了一条父辈认为最为妥当、也最正确的一条路：仕途之路。他们一帆风顺，自然，这种价值取向邹宜均也应袭承。

她食言了。2005年，邹宜均皈依佛门，之后她常去外地参加佛教活动，还开办了一个佛教网站，因为需要追加投资，2006年邹宜均找来黄雪涛征询一些法律方面的意见，“她（邹）问我钱怎么投才安全，有哪些风险，需要规避什么，”黄律师说：“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2006年10月，她的家人以扫墓为由将其骗至半途，“背拷手铐、眼睛捂上、头用纸袋套住”，绑进广州白云心理医院。

忽然间，就“疯”了。

 

钱、房子，甚至思想

邹宜均被送进精神病院前后，矛盾焦点紧紧锁在前夫赔给她的20万块钱和万德居那间父亲死后留下的旧居的归属权上。

有人质疑，邹家有钱有势，20万元在深圳不是什么大数目，家人犯不着和自家妹妹争这点钱。更何况，把一个人诱骗、绑进精神病院，这样做，需要付出更多钱和代价。

他们争的到底是什么？仅仅是钱，或房子么。

时间拨回2001年。

在华南师范大学读书的最后一年，邹宜均恋爱了，小叶是她的初恋。

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潮州仔，个体户，大学同学，他凭什么做我们邹家的女婿？”

邹宜均不以为然，一毕业，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带着小叶来深圳。不久，他们各自找到工作。邹宜均感到欣慰，她觉得家人可能会试着接纳他们了。

一次婚宴，她带了小叶一同前往，旁人指着小叶问，这一定是小邹的男朋友吧。邹宜均还未开口，话被大姐抢去：“就普通朋友。他们小孩子懂什么，以后的事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另一次，邹宜均给小叶买衣服，大姐看到后说，你怎么养个小白脸？

邹宛均的百般阻挠令她困惑，“她（大姐）以前也交过一个大学同学的男朋友，因为我父亲不同意，分手了。”邹宜均觉得，这段经历应该博得大姐的同理心，大姐更该向着自己才对。

但，在家长控制之下长大的小孩未必学着宽容，也许学会控制。

2004年4月，一个春末的夜。

父母训斥倒在沙发上瑟瑟发抖的邹宜均：给你3分钟时间，出去，跟他说分手。门外，小叶跪在电梯口，等待宣判的一刻。

邹宜均的手机不停地响，是大姐的朋友、小叶的领导的来电。她不想听，内容无非是小叶人品不好，小叶没有职业道德，小叶勾搭已婚少妇……座机里，大姐的声音如雷贯耳：这个男人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他从大学追你开始就是想利用你跑来深圳，利用家里的背景往上爬——他是个魔鬼。大姐说。

其实她早就知道他出轨的事，也已经原谅他了。这件本来已经处理完毕的感情风波，不想传到大姐耳里，再度掀起波澜。不同的是，这次审判小叶的人换了邹的家人，他们反对邹宜均的原谅——原谅无效。

初恋的画面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闪回，“面前是父母、大姐，所有人不停地劝你，都是假的，这个人一直在利用你。”

邹宜均绝望了。“我不关心他是不是真的利用过我，我已经没力，没力为这段感情做任何事，任何……他们的反应让我绝望，彻头彻尾不可挽回，这种难过，甚至超越了我知道小叶出轨的那一刻。”

于是，决定她爱情死活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她的家人。他们帮她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不原谅。

他们争的到底是什么？“钱、房子，甚至思想——他们要我顺从、服从。”3年后，尼师果实娓娓说道，看上去不为所动，偶尔捻动左手墨绿色的佛珠。

 

“正义”下的绑架

历史总会惊人地重复。

2006年10月8号，邹宜均签离婚协议当天，黄雪涛律师见到了邹宜均的母亲，言谈之下发现邹母对女儿近况的描述和她所认识的邹宜均有很大出入。

“她妈妈说她不听话了，跟以前比像换了一个人，以前是乖乖女。这笔钱（20万元）要是放在她手里，她有毛有翼了，更糟糕。还说，天知道她被谁下了咒，搞什么宗教信仰方面的言论，风险太大，我绝对不赞成。”

经营佛教网站、开素食馆、一部分钱捐给寺庙，这些邹母口中大逆不道的行为，黄律师都知道，“那段时间我和她（邹）接触很密，她常跟我探讨。她对自己的钱怎么花，非常有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这些意见和主张，在家人看来是被人“蛊惑”的表现。“同一件事，她妈妈的评论，态度，评价的方式、角度和我所接触到的完全不一样。” 黄雪涛说。

如果一个人、一件事、或一种生活方式你无法理解，最好的处理方式是什么？人在社会中，难免碰到和自己意见向左，完全不合的人，普遍的做法是保持距离。这正是我们不易被同事、远亲或往来不多的人伤害的原因。

如果那个人是你的家人呢？

在邹宜均的家，“但凡意见不合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吵翻天”，求同存异的局面绝少见到，一定是一方取得“压倒性胜利”局面才暂时维持稳定。“我们家的人不会好好说话的，动不动就用吵架、管教、说教解决问题。”

2006年10月8日~2006年10月21日，不到两周时间，邹宜均便由黄律师口中的“有主见”变成“无行为能力人”并被送进疯人院。这个举措，邹的家人有过怎样的心路历程？由于他们拒绝接受采访，我们不得而知。

但，即使是暴行也是有理由的，甚至有道德支持。因此，也许，某个时间点，她的家人集体形成了某种默契：邹宜均已非我族类，她不正常。如此，绑架也就“正义”了。

党同伐异、经济专控、信仰不自由、支配欲……种种中国最传统的家长制精神奇妙地凝聚在这个经济最发达地区、位于CBD核心的富庶之家，在一张20万元的转账支票之上形成绝妙的讽刺。

讽刺的是，有权决定这笔钱怎么花的，并不是它的所有者邹宜均，而是某种类似家族代言人的“集体意志”。更讽刺的是，这个平均学历大专以上的家庭，只有邹宜均一人不认同这种控制和霸占。

他们个个顶尖聪明，智慧却似乎无法填补道德的真空。

人们对待同事、远亲、往来不多的人常能保持克制。如果那个人是你的家人呢？

2006年10月21号，邹宜均被家人以扫墓为由骗至半途，将其“背拷手铐、眼睛捂上、头用纸袋套住”，“很快我就被别人扒下裤子，还在臀部注射了。”

 

尾声

2006年10月26日，她被转送更为偏僻的埠湖医院，在那里与世隔绝长达3个月。在医院，“每一次清醒都是耻辱的，我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在精神病院遭到了极端的践踏。”

但这都是出于“爱”，因为“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也许我们应该庆幸，我们没有精神病，是因为没有生在那么冷酷、专制的家庭。

 

记者手记：我们都有病

邹宜均病还是没病，重要吗。

法律绝不主张将一个有行为自知能力的人强制送院——即便她真的有病，只要不危害公共安全，就没有人能代替她做治疗的决定。

可怖的是这个家庭的“集体意志”惩罚个人的行为。

人为何要伤害同类？在什么情形下，一个受过教育、知书达理的人会变成野兽？施暴的人为什么失去了应有的悲悯和良心？

当邹的家人将邹宜均符号化、非人格化，便获得了暴行的正义性。我想，也只有这样——只有他们通过这种逻辑摆脱了暴行本身所带来的不适感，作为血缘至亲，才可能做得如此“理直气壮”。

这种逻辑适用于一切群体性、制度性的暴行。除了把一个正常人送进疯人院，也表现为歧视、冷漠、排斥……从这个意义上讲，邹家人的精神病毒无所不在，各种形态的疯人院无所不在。

邹的家人社会形象极好，社会地位亦高。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其实一个人金钱多少、社会地位高低和做什么事之间并无因果关联。智慧是一种技术，它无法弥补道德对个人内心的教化作用，一个人无德做事就会失去控制。而一个人若把个人道德强加于他人身上就会把他人送进疯人院。

我们也看到，有的人对领导、同事，甚至自己讨厌的人都忍耐包容，却对自己的家人、爱人苛责。这是这个世界的吊诡之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邹的整个家庭，像一个分裂了的，行将就木的细胞。它生病了。但冷漠，压制，排斥，“正义”的施暴……这些病灶，我们毫不陌生，也可以说，我们或多或少都有。

如果家庭的细胞一个个发霉、变质，社会这个机体就要生病，那时，我们的心灵就会失去养分，我们会相恨而死。

希望只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