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清代西口外的农业垦殖，谈到今天“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的走西口历史，就不得不谈这一带400mm降水线、传统上的旱地农业，以及这一地区四百多年来的水利条件发展情况。我们今天畅享「田也旱地杂粮」的品质，更应该怀念这块土地上为农耕文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贤们。最近一轮的西口外农耕文明，开始于呼和浩特的建造者俺答汗和三娘子时期，也就是“板升时代”。

从四百多年前的“板升时代”到我们今天，西口外“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地区的农业，经历了重点选择二阴地的“插花式农业”，到开渠兴修水利，再到打大井、水车浇地、修水库和扬水站，打梯田，打机井等阶段。2016年以来，凉城县环岱海区域，为了“修复岱海水生态 保护岱海水资源”，又实施“水改旱”工程。回溯过往，还看今朝，水利条件的变化，总会伴随着农作物种植结构的重大调整。

行业简史、区域专题发展简史，总会不经意间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在他们现有的条件下，古人的智慧与我们今天相比，毫无逊色。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聪明才智所带来的解决方案，逐渐被埋藏在历史深处。好在应了一句老话，“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儿”，在特定的时空节点上，他们曾经的解决方案，还会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并闪耀着光芒，给后人们带来智慧、带来力量。

— 壹·西口外400mm降水线与二阴地农业 —

农业与一个区域的光热水土条件高度关联，西口外的“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地区，也就是清代的“察哈尔右翼-土默特”，具有自己独特的自然禀赋条件。第一、海拔较高，基本都在1000-2000米之间；第二、年降水量400mm左右，多集中在7-9月份，且全年的蒸发量偏大；第三、地形条件复杂多变，丘陵浅山地貌占比较大；第四、光照时间较长，年积温较低，昼夜温差大，夏季的温差达15左右。

这些条件决定了西口外在不开发水利的原生态条件下，更加适合发展农牧交错的产业形态。虽然相对来说适合发展农业，但更多是“插花式农业”，也就是小范围、碎片式、不连续的农业，而且基本上是以旱地农业为主。插花式农业，某种程度上是整体环境不太适合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挖掘和利用局部小气候条件、小气候区的优势，以此来发展种植业并取得较为理想收益的农耕文明形态。

谈到西口外传统上的“插花式农业”，就不得不谈谈“二阴地”这个概念。“二阴地”指的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在自然状态下能长年保持一定湿度的土地。这种土地又分为几种类型，一是距离水泡、池塘和溪流较近，相当于小范围的湿地；二是由于地形原因，冰雪融水和雨水所带来的土壤湿度能保持较长的时间，比如稍凹的地形；三是在降水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蒸发量相对较小，降水量和蒸发量的平衡能达到相对理想状态，比如处于山坡北侧、相对背阴，或者由于地形原因，太阳照射时间远短于周边的土地。

沙漠地区尚有绿洲，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其实也不乏这种小规模、碎片式的“二阴地”。自然状态下的这种“二阴地”，在山区丘陵和小盆地更容易存在。在传统的农业技术条件下，如果不追求太大的规模，这种土地属于农民们的至宝。就清代西口外最早放地和进行农业垦殖的凉城县而言，「田也旱地杂粮」所在西厢地区以及邻近的东西营，还有营盘梁、抢盘梁等地，二阴地就比较多，特别是后两个地方，还因此成为凉城县走西口最早开发的区域。

着眼于深耕西口外旱地杂粮的“世纪粮行”，除了“田也”之外，旗下有个极具历史内涵的品牌——“三娘子”。“三娘子”是草原英主俺答汗的王妃，曾辅佐三代顺义王，促成“隆庆和议”，主持建造“呼和浩特城”，因此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初期是呼市旧城，也就是归化城的蒙古语称谓）又被称做“三娘子城”。三娘子对西口外旱地农业的发展，也居功至伟。

西口外的“插花式农业”开始于400多年前的“板升时代”（板升是蒙古语对百姓音译，后逐渐演化成了房子、村庄之义，亦泛指土木建筑的房舍、城堡及周围的园田），明朝后期土默特草原上点缀的定居式“板升”，是跟这种“插花式农业”对应存在的。三娘子对历史的一大贡献，就是通过发展板升和“插花式农业”，奠定了西口外农牧交错经济格局的基础。

— 贰·清代民国时期西口外的水利开发 —

清代民国时期西口外的水利开发，主要以修渠为主。巴彦淖尔的河套地区自不待言，现今的呼和浩特和乌兰察布地区，虽然受地形限制，按照传统方式水利开发难度较大，但在比较适宜的小区域，也都有一定规模的开渠灌溉。据《绥远通志稿》载，归绥、萨拉齐和托克托，有一部分土地依赖黄河或者大黑河开渠灌溉，最为典型的就有呼和浩特东郊五路村、二十家、石人湾、美岱村、黑沙图、辛庄子和太平庄的水地，皆利用大黑河之水浇灌。

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其他各县（厅，设治局）大多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开渠水利建设，主要是利用河水、山泉、冰雪融水和山洪进行灌溉，但受地形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规模都不是很大。以凉城为例，综合《绥远通志稿》和《绥远概况》（1933年，绥远省政府编制）记载，抗战之前共有渠14条，分别是同济渠、德合渠、新农渠（张家渠）、吉善河渠、福善渠、迎祥渠、公沟堰渠、面铺窑渠、三和渠、同益渠、协和渠、贾家渠及祥和渠，主要分布在今天的鸿茅镇、六苏木镇、永兴镇及麦胡图乡境内，可浇灌土地约420余顷。

另据《凉城人物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今凉城县六苏木镇南房子一带，郑万年、郑公符父子曾创办同济水利有限公司，由郑、王、白三家出资，建成福、禄、祯、祥四道渠，造福一方。成书于1934年的《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对凉城县开渠兴修水利的先贤们有相应的记载，他们是刘国栋、郑桓（郑公符）、王品业、冯彧山、郭襄。按照目前所能掌握的文献，凉城县境内最早的一条渠，应该是福济渠，也叫刘家渠，由和盛庄村民刘国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掘，渠口在双台沟口，自双台口引用双台河水，入于和盛庄村刘家地。

综上所述，「田也旱地杂粮」老家凉城县，开渠兴修水利，是在清末民国时期，整体上比河套地区要晚一些，而且规模相对较小，而当时「田也旱地杂粮」所在的西厢一带还未能享受水利之便。根据《绥远通志稿》中的信息，抗战之前凉城全县耕地总数为17735.58顷，照此计算，当时凉城县全县开渠可浇灌的土地，占比为2.37%，因此当时凉城县境内的旱地农业，依旧占绝对的主流地位。走西口放地垦殖，从清代到民国是个持续的过程，凉城虽然早在康乾年间就开始放地，但直到民国初年才接近饱和状态。

这一时期的水利开发，主要利用自然状态下的地表水（河流及山泉）和降水所形成的冰雪融水以及山洪。就丘陵、山区和小盆地等复杂地形比较集中的区域，这种水利开发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是扩充“二阴地”的面积，与新中国成立之后修建水库、建扬水站以及打机井抽地下水灌溉还不能同日而语。即便如此，先贤们在利用现有条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挖掘农业潜力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探索和巨大贡献。

在农业水利开发的同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绥远省/特别区，主管厅官对县和设治局的考核，将造林列为“建设要政”之一。当时造林，其一是出于绿化和改良气候条件之需要，其二也有为农业垦殖保驾护航的考虑。在这方面，凉城县郑万年老先生的实践，要比绥远省府的规划更早一步。清末民初，六苏木镇南房子一带土地风沙侵害十分严重，极大影响了农作物种植，郑万年去河南购进大批杨树苗，在5年时间里犁种杨树近1200亩，起到了防风固沙的作用，后逐年扩大种植面积，大大改善了南房子的环境。而这成为一种成功模式，其后被好多人学习和推广。

— 叁·新中国成立后西口外的水利开发 —

在西口外人与自然的互动以及农业水利挖掘过程中，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包括“农业学大寨”时期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到现在我们依旧享受着其中的某些红利。在此仍旧以「田也旱地杂粮」所在的凉城县为例，来看一下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西口外“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地区，在水利开发方面所作出的探索与所取得的成就。

五六十年代的“打大井+水车浇地”，以及旱井储水。这种水利模式，其实已经从传统的利用地表水和自然降水，发展到开发地下水的阶段，只是属于利用浅层地下水的范畴。在南方降水量较大的区域，天然水体形成的池塘十分常见，与湖泊、河流和池塘配套的水车，给农业品质的保持和提升，带来了极大的帮助。但在处于400mm降水线，且属于半干旱地区的西口外，清代民国时期是缺乏这种便利的，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打大井”浪潮的兴起。

就拿当时的凉城地区来讲，好多地方水层较浅，大约三到六米的样子。“大井”属于人造池塘，这种井的直径较大，多为十几米到几十米，井沿还用石头甃（zhou）好，凉城境内的三苏木和厂汉营等地，过去这种大井的数量就不少。这一时期，与“大井”配套的水车，其动力为畜力，樊宏老师在《记忆中的岱海》曾这样描述，“拉水车的牲畜（多是驴和骡子，少有用马的）被蒙上眼睛，绕着大口井上架着的水车不停地走，横着转动的齿盘带着竖着转动的绞盘，把粗铁链子和固定在链子上的一个个镶着胶皮片儿的活塞片连同井水一齐从一根火炉筒般粗细的铁皮简里拉上来，水从水槽流出，通过牲畜走的磨道下的小涵洞流到垅道（小水渠）里，再流到菜地里。”

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还有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理性地来看，“学大寨”留给我们的财富也相当多，最为典型的修建了相当多的水库、塘坝、引洪渠、截伏流和扬水站，当然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这些事情都有利有弊，与此同时还有“打梯田”。梯田是对坡地的改良，特别是那种坡度较大的坡地，梯田防止水土流失的效果明显，蓄水、保土、保肥、增产作用十分显著。在山区和丘陵地带的旱地农业状态下，“打梯田”同样是相当于扩大“二阴地”的比例。

梯田的出现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与山区开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革命。在我国梯田最早出现于秦汉时期，但直到南宋，南方的梯田才变得普遍了起来。而北方明清时期山区依旧更多为坡地，即便到了民国，北方特别是西口外的梯田还并不多见。北方梯田成为常态，是“学大寨”以来的事情。比如，「田也旱地杂粮」的莜麦种植基地凉城县厂汉营，之前人们都不知道梯田为何物，而“学大寨”那些年，厂汉营所在的营盘梁一带，梯田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开发，甚至出现了很多“转盘地”（类似于小朋友玩的层层叠套圈玩具），莜麦和马铃薯的产量亦因此而得到了极大提升，梯田在各村当中，大多被视作好地。

大约七八十年代以来，西口外的水利建设进入了“机井灌溉”时代。“打大井+水车浇地”利用的是浅层地下水，而“机井灌溉”利用的是深层地下水。作为一种农田水利方式，“机井灌溉”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突出。在机井漫灌大行其道的年代，西口外“乌兰察布-呼和浩特”的小平原、小盆地，其农作物产量都得到了高倍数的增长，400mm降水线、半干旱且降水量时间分布很不平衡的“紧箍咒”似乎被打破了。这种水利模式带来的巨大影响，就是西口外小平原、小盆地，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高产量的小麦、玉米成为了主流。

— 肆·水改旱视野下的旱地杂粮复兴 —

机井灌溉，其优点是不用修明渠，或因无法获得地表水资源无法修明渠，因此占用耕地少，其缺点是引用地下水过量，容易导致地下水位下降，甚至引发地面下陷等等问题。毋庸讳言，机井灌溉在北方降水量少的地区，对于农业的长足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交通、物流和信息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八九十年代以及本世纪的头十年，更是如此。

但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变革，使得全国各地物产资源配置，变得更加灵活和高效，再加上各地农作物品种的优化，整体上为“水改旱”工程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外在环境。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更加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些地区为了恢复优良的生态环境，先后实施“水改旱”工程，河北张家口、沧州，贵州仁怀，以及「田也旱地杂粮」所在的凉城县岱海滩区，都是其中的典范。

在乌兰察布凉城县，种植业的“水改旱”还具有另外的特殊意义。岱海是备受关注的“一湖两海”其中“一海”，岱海不仅是自治区级湖泊湿地自然保护区，更是国家重要湿地，与呼伦湖、乌梁素海共同担负着祖国北疆重要生态屏障功能。为了保护岱海母亲湖，2020年5月17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工程在岱海湖发展史上，必将属于一个里程碑的标志性事件。

与“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相配套，还有“两节”（农业节水、工业节水），其中种植业“水改旱”属于农业节水方面的重要措施。区域历史总是随着时代大环境变迁百转千回，凉城县的“水改旱”工程，不但使得旱地农业种植面积大幅扩大，而且促使农作物种植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调整，从种植甜菜等耗水量大的农作物，逐步改为种植抗旱性较强的杂粮杂豆等节水农作物，凉城旱地杂粮杂豆产业特色因此显得更加突出。其实，从康乾以来的走西口传统来说，凉城地区垦殖的精华，就是高品质的旱地农业。

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成书于康熙年间）中描述，明后期土默特地区“升板筑墙，盖屋以居，乃呼为板升，又众十余万。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子（今黄旗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坡溪洞之险，耕种市廛，花柳蔬圃，与中国无疑。”照此范围，在三娘子时代，今天的凉城地区其实也在“板升农业”的范围之内。

作为一家内蒙古中西部的特色农产品企业，“世纪粮行”与“田也”精准定位并聚焦于“精选旱地杂粮”，也许他们最初只是为了强调杂粮的品质，但在凉城的农业历史文化内涵以及本区域农业发展趋向上，无疑是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回溯西口外400多年的农业垦殖史和水利发展史，旱地杂粮才是这一“宜耕宜牧 农牧交错”带农耕文明的特征。而「田也旱地杂粮」所守望、传承和弘扬的，正是这种独具魅力和内涵的区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