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5月14日从北京开往三亚的T201次列车上发生了必将令很多乘客难忘的故事。列车于14日傍晚18点22分从北京西站开出，20点40分准时到达旅途的第一站——石家庄。我到车站上迅速溜了个弯，就赶紧上车了，因为只停2分钟。刚想点支香烟，听到了有些焦急的议论声——有些不安的故事开始了。

    一个中年女乘客，听口音就知道是北京的同志，干部模样，说是在她的硬卧舱内发现浑身哆嗦的黑人，她正在要求列车长赶紧采取相应措施。旁边有两个年轻小伙子，也是那个舱的，跟着附和，三个人显得很不安，很快看见列车长和乘务员赶到那个舱位，拿出了体温计。一阵子后，大概21点20，确认——38.9度！高烧！我凑过去看了一下，那是个高瘦的黑人青年，位置是20号上铺，现在已经倒卧在下铺，病怏怏的，很没精神，可能是服务员给他额头上放了条冷毛巾，这也是应急的措施吧。那中年北京女乘客要求列车长赶紧上报，因为超过38.5度了，那两个小伙儿拿着手机埋头忙活，给各自的女友和亲人发短信，我笑了笑：“别那么兴奋紧张的，这两天北京突然转凉，感冒的不少！何况那黑人的来历还不清楚，要是他一直在国内呢？”因为黑人青年的英语不大灵光，咱们中国英语自然沟通有难度，时间又过了一些，9点半左右，从车长得知那黑人青年于“2009年5月12日从广州入境”，车长和列车员对我们几个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时我提了个要求——尽快给这个病人带上口罩。几个人又建议车长想办法，应该在郑州解决此事，车长沉着应答：“我们会处理好的。”接着，给那女同志和两个小伙儿换到了10号车厢。似乎已经成竹在胸，众人散去，我也很快呼呼睡了。

    睡的很足实，等到我准备从床上起身的时候，已经是5月15日的11点了，车慢了下来，到郴州了。我准备下去活动一下筋骨，还没下床站稳，就听到救护车尖啸的笛声，接着有些争执的嘈杂传来。我赶紧奔向车厢门，透过车门窗看到的场景让我有点发呆了，我们已经被要求不要下车乱走动。几秒后，我恍然反应过来，马上跑回自己的舱位，抄家伙！下面，就用图片来说吧。

救护车和医护人员，还有警察已经到位，一位下车的乘客（靠近救护车门）被叫停步，两个车长行动也受到限制。

我赶紧跑向20号床位，发现病人居然还在躺着！心急的手，就把相片拍成这样了，唯一一张模糊的！

全副装备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医生与车长，正在递交口罩与药品，注意车长现在是没有防护的。

广州铁路局的领导在给车长做指示，旁边是同在一车厢的记者，到现在亮身份亮家伙了。

给记者来个特写吧，这是今天跟他第一次对眼。昨晚我就想拍的，被列车员和一个满脸肃杀的女青年以“要顾及外国友人的感受”而阻挠，我当时有些急了，把宪法宣示、国人非友的反诘搬将出来，这厮在旁边圆场。谁想到，这时转眼成记者了！

如此装备的人员来临，黑小伙儿很顺从地准备下车了。据说先前，他是不愿意下的，也许有急事，他从12日在广州入境，13日就到了北京，接着又上火车往回赶，心情可以理解，但必须下车了。

小二黑上车了，眼神和表情都有些可怜。

摄象机焦点锁定温度计，是视频记录，也是证据。带眼镜的女医生会说非洲当地的语言，看到她那流利的表达，想起列车上知识分子无数，也不能找到合适的对话者，可在郴州几个小时内，就有这样一个女医生到达！一声感叹：几十年遍布非洲的中国医疗队真伟大！

领导来了，冒号。。。。。。带着口罩，双臂齐翘，距离远，咱没听到

武装到牙齿，肃清从接近列车的地面开始，动真格的了！

不放过车厢内的任何角落，味道我闻了，是有点刺激，似乎也没什么反感，还是那H1N1比较烦吧！

消毒之后，列车继续前进，记录工作开始了。

我们配发了口罩，有些议论，不知后事如何，有的径自吃，有的干脆睡了，该咋的咋的。

到我跟前了，自然不能错过用光与影做记录。

快到广州了，打了电话给亲朋，不想让人家晚上睡不好才拖到现在。再自己照个纪念，我本属于事发地点——第12号硬卧车厢。我一直不喜欢戴口罩，即使是2003年的SARS也没有丝毫动摇，算起来，有至少三十年没带过口罩了。但这次亲历，却让我与大家的交流中，有了种感悟：在这种环境，你可以不在乎任何病菌甚至死亡，但你要在乎你的家人与朋友。

2009年5月15日下午16点03分，比预定时间晚一个小时，我站在了广州火车站广场，终于回来了！突然想起二十年前，我抵达的时候，穿的很少，而今天却遮的很严实，口罩带的还很不正规。

16点26分，我接到那位北京女同志的短信——接到郴州卫生人员的电话，要十个小时后才能确定那黑人青年的病情。那要到5月16日的凌晨呢，事已至此，还能怎样？走，回家等着吧！

最后，感谢那位北京的女同志，因为她最早发现并反映了情况，在没有丝毫进展的时候，努力跟进，并在2009年5月15日早上8点左右，致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