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泉吟社的历史地位
(2010-05-31 13: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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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泉吟社《春秋》方干隐士文化方凤浦江文化 |
分类: 他山之石 |
但是这件事确实非常重要。研究月泉吟社,大陆有不少人,台湾、香港地区以及美国也有一些人。有很多课题也都要涉及到月泉吟社。从目前看来,中山大学的欧阳光教授《宋元诗社研究丛稿》这本书,对月泉吟社的研究较多,特别是在月泉吟社的社员考据方面成就比较突出。我的博士论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2000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有30万字,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文字也是研究月泉吟社这件事。对于月泉吟社研究,我这本书,是比较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对月泉吟社的研究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论述都绕不过我的博士论文,可以说我的这本书为月泉吟社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众所周知,在材料挖掘和理论阐述方面,民间研究相比起专业研究,还是存在某些局限。因为专业研究工作人员是专门经过学术训练的,特别是在资料的运用、论述的严密性等方面有过长期训练,那样学术价值相对会更有保证。所以,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心,以及月泉吟社这件事本身的重视,我两年前招了一位博士研究生,请她来专门研究月泉吟社。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浦江月泉吟社研究》。通过做这一课题,差不多可把所有《月泉吟社》的研究范围涵盖了。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月泉吟社的研究会进一步取得成就。不管道路多么曲折,它的前景会是美好的。
我作为第一讲,主要是把月泉吟社的历史价值和地位,总体上给予认定。月泉吟社这次活动的开展,不是偶然的。我们绝不能把它仅仅看成一次诗歌比赛活动。如果局限在这个层面来看待,月泉吟社的历史地位就大大降低了。为了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从背景材料切入,然后谈到这个主题上去。
从自然角度来看,月泉是在旧浦阳城西一公里处。根据县志记载和其他一些资料的说法,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它的水位是上升的;十五以后,它的水位是下降的。水随着月亮的盈亏而消涨,很讲信用,这象征着人也应讲信用。水虽然是自然物,但自然物在人们的观念当中,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含义。赋予月泉的特定含义,对塑造浦江文人的性格、品德,自然而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从历史角度来讲,金华俗称小邹鲁,是儒学兴盛的地方之一。儒学讲究等级名分,讲究人的品格。这些历史人文对于塑造浦江文人的性格起到了很大作用。从比较直接的人文因素来看,金华也就是古代的婺州,是两宋两大理学派的重阵之一。以吕祖谦为首的婺学,在儒学上面的地位仅次于以朱熹为首的理学。我们知道,儒学主要是阐发先秦孔孟之道。可见作为金华地区之一的浦江,本来就有人文传统。
从地理上讲,地理上的方便,起到了一个更直接的作用。浦江往南,翻过太阳岭就到了金华府。据记载,浦江文人经常跑到金华去活动,与那里的一批气节不群之士,互相理解,互相呼应。这就说明,浦江的文化、浦江的文人气节形成不是孤立的,它与外界有关联互动。
除了以上因素外,还有几个重要因素,促成了月泉吟社的形成。
第一是朱熹和吕祖谦理学精神的影响。传说吕祖谦、朱熹都来浦江月泉讲过学。对此事,我基本上持怀疑态度,曾写了一篇考证文章,登在《浙江大学学报》上。但吕祖谦在9月9日重阳节来浦江登高,游山水的事,有一些诗文流传下来,应该是真的,据说是郑义门的人陪着他。据我的考证,朱熹为救灾去南宋朝廷临安(即现在的杭州)述职,走得很匆忙。他从金华往杭州方向走,应该是走官岩山附近的一条路,只经过石斛桥、官岩山一带,没有过浦阳镇。尽管吕祖谦、朱熹没有来浦江讲学,但他们的画像挂在月泉书院,让学人瞻仰。这对浦江文化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因为朱吕二人在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重大,他们的人格和学术都渗透到了浦江文化中,对浦江的文化影响深远。
第二是桐庐一带文化的影响。我们以前到杭州去,基本上是北出马岭,然后到鸬鹚埠,经过富春江、钱塘江,再到杭州。桐庐这个地方的文化很独特。从东汉光武帝时候的严光隐居桐庐开始,就出现了隐士文化。隐士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讲究气节。后来这一带的文人都很讲究气节。晚唐诗人方干由镜湖(在绍兴)隐居到严子陵钓台的斜对面白云源,即马岭下去的一条到富春江的小溪流,水道出口处就是鸬鹚埠,这个地方隐士文化根深蒂固。数年前我专门去考察了一次,还在方干后裔聚居的芦茨(鸬鹚的谐音)村住了一晚上。方干是一位隐士,很讲究气节,对桐庐隐士文化的影响仅次于严光。方干的子孙后代中有不少人中进士,位至公卿的也不少,如南宋末年方逢辰就是状元。方凤是方干的第十四代孙子,方景傅的玄孙。景傅公从桐庐白云源来到浦江仙华山下定居,是为浦阳仙华方氏第一世祖,到我已传了三十四代。
方凤是南宋太学生。1276年南宋灭亡后,37岁的他就返回故里,终其一生,每饭必仰视霄汉,念念不忘故君故国。宋元浦江文人在历史上地位究竟怎样?明朝程敏政是个很有名的学者,他写了一本《宋遗民录》,里面共为11个人立了传,其中与浦江有关的就占了3个:方凤、谢翱、吴思齐。浦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由此也可见一斑。三
从月泉吟社的规模方面来讲,它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根据文字记载,南宋后期孝宗淳熙年间,据说永康的陈亮也到浦江月泉讲过学。知县王霖龙在月泉创立了一个书舍,比书院规模小一些,把吕祖谦、朱熹这几位文化巨人的像挂在上面,供读书人瞻仰。根据现有的资料考证,月泉吟社之前有个叫做月泉社。这个旧社如何活动,现已无法考证。
说到月泉吟社的思想,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即吴渭,以及吴氏家族。浦江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是吴溪文化。吴氏家族是浦江文化三大家族之一,也是最可称为后继有人的一个家族。因为方氏家族文化到元朝中期以后衰弱了,到民国时期也没有出一个像样的人才。而吴氏家族始终在不断出人才,为浦江争光。至于郑氏文化,起步较晚,为世人所知,大概也是元末明初,明朝达到顶峰,主要是出了一批当官的人。但在文化意义上,作为一个个个体来讲,它的重量,郑氏义门出来的人比不上宋元时期的这一批,因为宋濂是金华和浦江共有的,不能完全算是浦江学者,他自己在诗文中就有明显的金华情结。其他家族也对浦江文化作出了贡献,但重要性比不上这几个家族。而且吴溪文化至今连续不断,在吴渭、吴直方、吴莱等历史名人之后,陆续有学人出现。总的来说,对浦江文化的贡献,吴溪吴氏家族最大。吴氏之后是方氏。方氏家族自北宋神宗朝开始,先后出了礼部尚书方资、兵部尚书方扬远、遗民诗人方凤等。而至明初,郑氏家族出仕者接踵比肩,一时为浦阳仕族之冠,但宋濂被流放后,便迅速衰落下去,其后来的文化便远不足与吴溪文化相媲美。
吴溪家族在宋代已经有一些诗歌创作活动,而且还举行一些讲学活动。如讲经社,主要在浦阳江源头吴溪这个地方,不定期地开展活动,这是有文字可考证的。讲经社讲些什么内容呢?大多已无可考证。今可考证者,最主要的是请谢翱等人讲《春秋》。谢翱,福建福安人,文天祥最主要的幕僚之一。南宋灭亡以后隐居在浦江一带,跟方凤结成异姓兄弟,跟吴溪也有很多来往。浦江有一人辈分比方凤稍晚一点,与方凤有师友之谊,叫黄景昌,今黄宅上宅人,他对于《春秋》很有研究。后来吴莱跟着他学《春秋》,到大都(今北京)参加进士考试就属《春秋》科。
我为什么特别要提到《春秋》?孔子的学问最讲究的是等级名分,认为只要端正上下长幼的等级名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整个国家就安定了。而孔子所写的《春秋》,它所以有微言大义,就是把这个观点贯穿到整本书里面了。再者,《春秋》讲究夷夏之辩。夷,即少数民族。从夏商周以来,对中原构成威协的,主要是西北游牧民族,东南沿海还是次要的。孔子特别主张,夷则夷之,夏则夏之,意思就是互不侵犯,这个政策就叫做夷夏之辨。每当中华民族发生严峻的民族矛盾时,学术的导向会倾斜于夷夏之辨。如北宋建立以后有西夏的威胁,太学里很多先生首先讲《春秋》,特别强调春秋大义。
如上所说,所谓《春秋》大义,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夷夏之辩,严格防范少数民族的捣乱。因为西北少数民族,文化落后,而中原地区,文化已经臻于彬彬有礼,所以不能让他们来干扰。所以,一直以来特别是北宋以来,在国学里面,在州学里面,在府学里面,在县学里面,都非常重视讲解孔子的《春秋》大义。月泉社,就是吴溪的讲经社,在我所看到的一些资料里,就很重视讲《春秋》,请外来的谢翱和本地的黄景昌他们讲,吴溪子弟吴幼敏,方凤的儿子方樗等也在听。方凤有一篇文章里提到,他也准备跟着听,然后再作为研究,这实际上就是讲究民族大义的体现。
谢翱除了在浦江讲《春秋》,还在绍兴成立了汐社,跟气节之士进行一些活动。汐,就是海上的潮汐,按照规律一来一往,很讲究信用。隐居到浦江后,就把汐社与浦江的讲经社合为一体,称讲经社。讲经社与汐社两者合并,再由于谢翱参与讲学,浦江文化已不仅仅是文学,更加重视气节。灌输文学是小道,没什么的,文学里应有大义,这才有意义。所以,浦江文化注重气节。
谢翱经常来月泉,有《月泉游记》等留传。经常上仙华山,一呆就是五天十天。他们主要以三个人为骨干,另两人是方凤和吴思齐。吴思齐也是一个特别的人,浙江丽水人,嘉兴县丞。南宋灭亡以后,方凤的气节和名声当时已经外传,声望很高,吴思齐就闻名而来,后来又把他的女儿嫁给方凤的大儿子方樗,结为亲家关系。方、谢、吴结为异姓兄弟,三人经常开展活动,促成了浦江一帮文人的聚合,整个气节也随之提升。
吴渭是宋末义乌县令,因南宋大势已去,便解组回到浦江吴溪。他经济条件较好,就拿出一笔资金,邀请方、谢、吴等人协助,在月泉社基础上创立了月泉吟社。元始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南宋灭亡十周年时,搞了这次活动。
月泉吟社活动更为直接的导火线是蒙元的残暴、血腥,特别是种族歧视。按理来说,少数民族统治中原也无可非议。本来就是南宋这个朝廷太腐败,出了秦桧、贾似道这样的奸臣。南宋那个小皇帝,整天在西湖游山玩水不理朝政。贾似道是当时的国相,主持全国政事,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本来这样一个朝代,灭亡也没什么可惜。问题是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采取了民族歧视政策,把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就是淮河以北投降金朝后又被蒙古人打败了的人),第四等是南人(就是原来的南宋人)。从从政角度看,汉人与南人特别是南人,绝对不能当一把手。从法律上规定,蒙古人打汉人、南人,汉人南人不得还手。元统治者为防止汉人造反,规定凡汉人持有铁尺、手挝、刀、杖者,一律缴出,违者严惩。特别是南人,连马都不能养的,猎狗也不能养,甚至传说几户人家用一把菜刀也怕造反。对于汉人、南人的赋税也特别沉重。据一些诗文记载,元朝时人还分为十等,知识分子是第九等,娼妓是第八等,最后一等是乞丐。所以这些读书人特别怀念两宋时期。尽管南宋灭亡以后,元朝一直在拉拢这些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几乎是集体地与元朝抗争,不愿意给他们当官。
至元二十三年,元廷较大地调整了对待汉儒士的政策,于三月已巳诏程文海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这虽然给江南士子提供了出仕参政的可能性,但对他们的民族气节却构成了严重威胁。针对朝廷的这一举措,吴渭就约请方凤、谢翱、吴思齐精心策划了月泉吟社的这次活动。
月泉吟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诗歌、诗社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浦江在吴渭的主持下,约请方凤、谢翱、吴思齐参与协助,从元始祖至元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小阳春那天开始,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征诗四方。题目系仿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所作《田园杂兴》诗而来,但精神实质是陶渊明的。第二年正月十五日收卷时,得五、七言四韵律诗2735卷,作者遍布浙、苏、闽、赣等省。通过方凤等考官的评定以后,选中28卷,于三月三日揭榜公布,后又选了60卷刻成《月泉吟社》这本诗集,流传到现在。
首先,从这六十首诗歌来看,主题非常集中。大量的诗文是写陶渊明的,这不是偶然现象,是有一种特殊含义的。这就需要把陶渊明简单介绍一下。陶渊明是东晋末、刘宋初的人物,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府里来了长官他不愿去点头哈腰迎接,当天就解除了官印辞官回老家。陶渊明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什么地位和影响。即使到了唐代,也只有韦应物、白居易等几位诗人学他,大致是学习他诗歌的平淡风格而已。及至苏轼谪居岭南,才刻意追踪渊明,“和之者几遍”,正所谓陶渊明“得东坡而后发明”者也。但探究其追踪师范之意,也不过是看重其“旷而且真”的性格,以排遣自己的精神苦闷罢了。
陶渊明上升到作为中华民族讲气节的形象,与宋遗民的大力阐释分不开,而这次月泉吟社的活动起到了尤其重要的作用。月泉吟社这些诗歌里面,陶渊明已不仅仅是为了求得崇尚自然本性的形象,他已成为一个讲究民族大义的节义之士。我们现在一讲起陶渊明,一个是讲他的田园隐逸诗,再一个就是讲他崇尚气节。实际上,赋予陶渊明这么一些最本质性的东西,其中也有月泉吟社的一份重要贡献。
其次,诗歌发展到宋代,正如朱熹所说,已表现出一种“衰气”。但鼎革动乱的现实,使读书人把心中的忧国忧民感情都倾诉到诗歌中。所以南宋灭亡以后,诗歌反而有了充实的思想内容,风格也变得刚劲起来。宋代的诗歌最后能划一光辉的句号,主要得益于南宋遗民,而月泉吟社社员,大都为南宋遗老,他们所写的诗作,更透射出反抗异族压迫的思想光辉。
再次,从诗社本身来看也有很高价值。主要表现在:一是采取了糊名制度。朝廷选士采取糊名制度,为了显示公平。月泉吟社考试比赛的时候,也采取了朝廷这种糊名制,这是历史上民间诗社活动的第一次。为了显示公平,由统一的人把这些考卷抄写一遍,在民间这是首例。二是实行了实物奖励制度。有史以来,较早的文人集会、诗歌比赛,是东晋的兰亭集会。但那次曲水流觞,采取的是罚,而不是奖。而月泉吟社第一次采取了奖励的办法,前面五十名按等次给予奖励,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诗社由一个有威望的、有经济实力的人出来主持,聘请当地德高望重的先生参与协助,这种形式也是第一次。元末明初后诗社像雨后春笋大量出现,不少是模仿月泉吟社的。所以从形式上来看,月泉吟社对后世民间诗社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总之,从实质上来看,月泉吟社的这次活动是故宋遗民在诗歌大联唱的幌子下所进行的集体抗节行为。正如全祖望所说:“月泉吟社诸公,以东篱北窗之风,抗节季宋,一时相与抚荣木而观流泉者,大率皆义熙人相尔汝,可谓壮矣。”因此,这就成了浦江历史上最为海内文人学士所津津乐道的一桩盛事。
(本文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方勇在月泉讲坛上的演讲,由于丽萍、邹艳据5月4日下午录音删节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