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面对媒体才是上策

当然，类似麦金尼事件在美国只是少数。美国官员大多不怕面对媒体，对付媒体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本报记者在美国工作时，曾采访许多不同级别的官员，上至部长，下至小镇里的官员。不过，尽管级别悬殊，这些官员面对媒体均胸有成竹。一个学区里管理残疾儿童事务的“芝麻官”，也能把美国的残疾教育体系讲得头头是道。再深究下去，可能与美国教育方式有关系。美国从小开始就鼓励学生的表达能力，美国的孩子面对镜头很少害羞和怯场。

总的说来，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美国官员形成了一套与媒体打交道的“潜规则”。比如总是面带微笑，对于可能引起难堪的问题设法回避，不会轻易动怒。因为，在一个资讯发达的社会，官员当众动怒甚至动粗，正是媒体求之不得的“好料”，而且很容易被政治对手利用。正所谓，媒体骂官员不是新闻，而官员骂媒体，很快就能成为引人瞩目的热门话题。

从另一方面而言，在官员与媒体的互动中，媒体也要有些自律精神。媒体应是官员与民众之间的一道桥梁，而不能动则以民意代表或仲裁者自居，或者倚仗手中的“话语权”把自己的看法灌输给公众。根据美国最近的一项调查，四成民众不相信媒体。《华盛顿邮报》也承认，奥巴马有意避开华盛顿新闻圈也是因为“公众越来越鄙视所谓主流媒体”。

中国官员“学会对话”，需要时间

【作者】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中西方的差距主要不在技能方面，而是在观念上，主要表现为对媒体始终是防范的、消极的、被动的，不懂得用现代的方式善待媒体和运用媒体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如果我给我们的官员整体应对媒体的能力打分，恐怕只能打出60分——及格线附近。因为从总体上看，众多中国官员面对媒体时仍以排斥、防范的心理居多。

我曾经对一些官员进行过公关培训，当时一提到媒体，他们都流露出较为厌恶的表情。当然，我可以理解的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如何与媒体相处的训练，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行政制度本身也不支持他们面对媒体来表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看起来我们国家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要求增强信息透明度，但现状仍然是“说，负责任；不说，不负责任”这样一种不对称的责任体制。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自身素质所及，还是制度要求所限，对中国官员而言，“不发言”、“少发言”可能会更合适。此外，他们正处于一个公民意识日渐增强、媒体舆论日渐活跃的社会环境中，在重压之下，他们更不愿意和媒体、公众加深信息分享了。

目前，网络上传播着一些所谓“雷人”的官员语录，其实它们正是某些官员不适应现阶段信息共享程度的一种表现，而这些语录，也不能代表官员的整体面貌和状态。

从我个人了解的情况看，中国官员们还是在试图改变自己，增强自己应对媒体能力的。比如，各级政府现在很重视培训工作，很重视网络舆情，还很在意能在媒体上把自己的形象表现得更鲜明一些，把自己的观点表现得更委婉一些。

在山东省某些县市，县委书记和政府宣传部对网络媒体的开放程度正在做一些制度性的尝试。例如用网络让老百姓做一些评选工作，挑选最受欢迎和最不受欢迎的官员讲话。这些尝试，多多少少开始让中国官员面对和接受社会的改变，逐渐熟悉在一个改变的环境中执政和管理。总体上看，中央官员适应环境的能力要略强于地方官员，因为无论从眼界、视野，还是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方面，都存在差异。

而与国外官员相比，我认为中西方的差距主要不在技能方面，后者可以通过浅层次的培训获得。差距主要在观念方面，我们的官员对媒体始终是防范的、消极的、被动的，不懂得用现代的方式善待媒体和运用媒体。要不然就是“把它管住”，要不然就是“随它而去”。但是如何主动地运用传播规律、传播技能来与媒体互动呢？只怕这时就会有警戒的声音响起:言多必失。

但现在，“少说话”“不说话”已经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态势了。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做的舆情监测中，有一点比较突出: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在觉醒，而觉醒速度要快于基层官员的执政能力提升和改变的状态。所以，基层官民的对立就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突出。

我主张要让中国官员都“学会对话”，除了体制改革，还要有培训的辅助。但与媒体期待相比，改变现状的速度会有一个差异问题。不过，随着今后年轻干部走上岗位，速度问题可能会得到改善。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制度的改革和转变至少需要5年、10年时间。所以，中国官员的能力要想符合媒体期待，没有5年、10年也很难做到。因此，我认为社会需要有耐心，而我们的官员要有紧迫感，行政体制的改革需要有紧迫感。可能现在的差距大家还能接受，但若等到价值观完全冲突时，社会危机便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冲撞出来，那就为时晚矣。（邓媛/采访整理）(本文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