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评论家、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1994年至1996年前后，文坛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作品，主要是谈歌的《大厂》《天下荒年》、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破产》、何申的《年前年后》《穷县》等，它们面对正在发生的现实生活，真实地揭示以改革中的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为核心的社会矛盾，注重当下的生存境况和摆脱困境的奋斗，贯注着浓重的忧患意识。时代感强烈，题材重大，矛盾复杂，给人的冲击力之大和触发的联想之广，都为当时所少见。

更重要的是，它们与那时风行的“新写实”有所不同，已不再专注于一个小人物或一个小家庭日常的生存悲欢，而是着眼于国计民生性的大问题，关注整体性的生活走向。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扭转了时尚的“个人化”，走向了“公共化”，使文学的干预力量大大提高。把它们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阵势，一种共同的把握生活的方式和创作的新取向。我称它们是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

应该说，这批作品把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领域，扩展到一个新的层面，无疑是现实主义深化的表现。它们贴近生活，干预生活，题材上回到“大”，写国企改革、农村新一轮改革，注重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为努力目标，每一部作品里都包含着令人深思的“问题”。应该说，它们弥补了文学总格局上的缺憾，满足了读者的某种期待。它们以更全面、更冷静也更求实的眼光，以不回避的正视姿态，来看待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和某些现实问题的尖锐性，没有削平、淡化或回避生活中的重大矛盾，也没有简化现实关系新的错综状态。从中我们深深感到，一种深化的现实主义精神激荡其中。

在充分肯定这些作品带来新的审美冲击的同时，也应冷静地看到，它们几乎都带有某种局限。这突出表现在它们基本停留在形而下的展示上，超越的部分较为薄弱，对人的境况和人的发展问题，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也缺乏形而上的深思，尤其缺乏深刻的文化意蕴和历史意识。

现在看来，当时艺术手法比较单一，视角较为固定、重复，人物类型也相对单调。正是基于对这一流脉的反拨，我认为“河北四侠”和“三驾马车”后来的创作，体现了更先锋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尤其注意引进并融入西方现代派及拉美魔幻意识，使最土的与最洋的巧妙融合，让中国传统与世界新潮融合，逐渐开创自身的本土化、民族化、经验化的表达。

1995年关仁山写出了《大雪无乡》，这是我国较早触及中国乡镇企业改革的作品，发人深省。之后他又发表了《九月还乡》。关仁山曾说：“靠鲜活的生活之流，书写农民的命运史，这是我心中一个永久的理想。”他果然一直坚持至今，诸多创新，于是又有了厚重复杂的《麦河》与《日头》。谈歌是最早敏锐触及国企改革的作家，他是文坛上一个才子型的多面手，有好几种笔法，他的百余篇“绝字头”笔记小说便是明证。他的历史小说《绝土》，写荆轲刺秦王。他的长篇《家园笔记》，就是一部打破传统的结构模式，创造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的力作。而何申则有《年前年后》《穷县》《乡镇干部》等名篇，作品幽默而深刻。

河北有根深叶茂的现实主义传统，燕赵大地自古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无数哲人与文豪往来于斯；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尤以抗日战争以来的解放区文学为著，乃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重镇。所以，众多优秀作家长期坚持深入生活，扎根大地，与人民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不断寻求突破和创新，才有了“三驾马车”的脱颖而出。他们三位个性风格迥异，有大量艺术经验与生活体验值得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