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Shel Israel正在写一本名为（推特村庄）的书（现在已经可以在Amazon上接受预售）。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撰文：令狐磊

20年后的2029年，Jack打开那台老款的索尼VAIO P（在当年它可是潮流先锋物事），登陆上Twitter.com。在时隔多年后，这个网站已经成为他的青春印记，就像是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在多年后怀念他们的伍德斯多克音乐节那样，作为推特的一代（Tweet Generation），他依然记得那些蜂起云涌发送Tweet信息的日子，为了前总统奥巴马，为了那次已经忘掉候选人的伊朗大选、为了上世纪的巨星迈克尔·杰克逊、为了某一起空难、为了一众人凌晨时分发出的寂寞呼号……这些信息都像泄洪的洪水，一时激荡，但随即被分流进各种暗沟，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尚记得他第一次听说这个每次只能发表140个字符的网站时，就觉得怎么世界上有这么可笑愚蠢的工具。但最终在随后很长的日子里成为这个工具的虚拟奴隶。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如今，我回到消散之前，试图找寻一些坚固的遗物。20年后重返Twitter，我感觉上我来到某个文明的星球遗址。”Jack按下了发送按键，然后开始了他的追忆之旅。上面已经只剩下零落的几句话，他所关注的人群里最近的信息记录已经是发表在半年前。

Jack并非是唯一见证者。你我都身在其中，成为一种Twitter思维文明的废墟（短暂的、浅层的、断裂的表皮思考）。这样的思想废墟甚至影响了以下的行文——

在当年，这个网站成为了某些国家的民主呼声，叽叽喳喳的本意竟然集结成为网络游行的呐喊与即时民意的响声，这些都如同信息文明的碑石，直至某一天最终被政治的封锁所推倒。

又或者是技术的更新换代，就像是我们在使用黑胶留声机那样，我们最终被迫停止的不是我们习惯的改变，而是你最后一张放进去的黑胶唱片都被磨损得跳针了，我们被迫跳了轨道。

在多年之后，Twitter的即时文字最终被即时视频和即时感知网络所取代。在网络上写140字的信息，最终经历了一个从愚蠢到时髦再重归愚蠢的过程。

也许，我们都被我们当下的“即时需求”的欲望推使了。

我们的媒体哲人麦克卢汉在1959年写给哈佛大学教授戴维·里斯曼的信中写下：“我急忙放弃手写信的形式，以便把上一封信的意思说清楚。我想说的是印刷术‘可重复性’（repeatability）的潜意识讯息，而不是说‘令人尊敬’（respectability）。自谷登堡以来，印刷术‘可重复性’的潜意识讯息已经渗透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对政治统治者来说，可重复性是在一个单一的通俗语的模式里达到政权统一的手段。”里斯曼是谁？他后来写出了一本名为《孤独的人群》的书。

然而，在50年后诞生的Twitter也许是麦克卢汉所始料不及的——尽管他常常提及全球村的概念。但他依然认为“可重复性使我们能够把人和资源调动起来，统一在一个统一的视觉秩序之下。”

他从印刷媒体上看到的：可重复性，在Twitter看来，显得是如此地难以完成，相反，取而代之的是“碎媒体”（Staccato Media）的出现。

Twitter信息(Tweet)就是碎媒体的新闻块。在这里是没有“头条新闻”的，只有碎新闻流，而大量的相同新闻关键词能让这个话题成为焦点话题。这些零碎信息都并非有着简单的重复效应——政权也再也无法通过同一种“可重复性”让受众归拢到同一个接收平台上来——过去，他们可以完成同一个频道，同一首歌、同一个头条新闻和同一篇社论。

美国议员约翰·科波逊(John Culberson)曾感言：“新媒体有望引起下一场革命，使我们人民可以重新控制政府。”他的感言只是因为身边的议员们越来越爱用Twitter来向外界公布消息，而随后，一切的政治活动和媒体事件都开始与Twitter这个新媒体有关系。

让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个“碎媒体”。它不主动提供新闻源，它最多只挑出了当下的热门关键词；它没有主编，所有使用者自己可以成为某个论题板块的主编；它没有截稿时间（可恶的Deadline），它是全天候刷新的；它无法容纳太多的新闻描述词形容词，反而每个人都更容易能在这短短的信息群落中找到更多的信号；它没有新闻创造和策划，它只是加以“#”打头的字符串，让它们成为你独创的一个新关键词；它没有白纸黑字的责任编辑或字正腔圆的主播，它弥漫着谣言与可信可疑的烟雾；它没有可收藏性，它确有自从有媒体以来最为严格的时间轴与检索即时性；它无法触摸，对于网络世界来说，它只是一群飞快的微粒运动，在加速度中产生爆破性的效应。

Twitter在某种程度上，充满了加速度的可怕性。相对而言，Facebook总裁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则描绘了一个更加个性化、人性化的网络，也就是我们的朋友、同事、伙伴和家人的网络，它将成为我们主要的信息来源，就像从前没有网络那样——这样的“社会地图”成为一个新的超越传统媒体而存在的空间。

很少人会把Facebook视为媒体的一种，但如果这又正好是超媒体时代的一个表征呢？——他们不再需要一个固定的收看频道，而是在他们信赖的消息灵通者之间穿行，让这些激剧而来的信息骤雨打过，而在稍为哆嗦后，进入下一个串行空间。

“在网络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句曾被网络社会奉为圭杲，但Facebook的“社会网络”后至少让那条狗如果想进行完整的网络生活的话，会麻烦很多，因为每一则信息流活动都开始与真实的人生架设联系。在50年以前，麦克卢汉曾给出一个名为“自动构形”（automorphic）的词语，Facebook显然是一个这样的自动生成的新人际平台。

扎克伯格曾将Facebook描述为世纪难遇的沟通革命，暗指自己堪比谷登堡（欧洲印刷术发明者）与马可尼（无线电通信发明者）。

如果我们把这些进入21世纪后的新革命，都视为一种网络信息流通的驱动器的话，那么，是Google还是Facebook，抑或是那个没有固定的生活空间，只因为某些话题或者无聊的时刻聚集在一起叽叽喳喳的Twitter？

显然，Google是一个理性而使用精确潜行的分析公式造就的检索机，它最多是门户的终结者而非媒体；Facebook是更有性格的“多向”社交媒体。它始终在自身系统的萌芽与消亡中忧患蹉跎；而Twitter却让社交的趋向发生“定向”。这个“定向”曾经是传统媒体（无论是平面、电台、电视还是门户网站）的安身立名之本，在Twitter身上，更增加了一些互动的模式。

学者奥利维尔·图贝亚(Olivier Toubia)分析了这个流向的模式为：A追随B，但B不一定追随A。这一特点使得人们能够利用Twitter更有效地识别目标市场中的意见领袖。去寻找那些拥有众多追随者、但自己未必追随很多人的用户。一旦找到这些关键的 Twitter用户，就与他们展开双向对话。

在这领域，另外一个开放性支持网站Exec Tweets是其中的代表，它集合了上百个高管的Tweeter更新信息，包括那个用一个超烂的门户网站并购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传统媒体巨头时代华纳的AOL前CEO史蒂夫·凯斯。他竟然也成为了Tweet Generation。

而正在可能被演绎成为Twitter的中文翻译的词：“推特”，也在网络间开始成型。推出特别的，推特别优秀的，这个依然是媒体的传播天性。

如果你为那个著名的“邓巴数字”（这个人类学家分析后认为，人类最多只能结交150人的社交圈，他说因为我们的祖先的生理本能是通过梳理对方的皮毛来辨认社交的，猿类和人类的大脑都只能处理数量有限的梳理关系），那在Facebook和Twitter你能同时关注多少人？你从不必担心这个数字，因为你在经营的这份属于你自己的“报纸版面”上，通过“弱连接”（weak ties）的技术手段，你始终与你的关注者保持着微妙的即时关系，这些关系只属于一瞬间，在你鼠标滑过的一瞬间。

你依然在为一瞬间向15分钟挣扎。在这个属于你自己的媒体上，你在做什么？ 是如何成为“时髦的事情”的？你在维持自我媒体的时髦性，也被迫出卖了自我。

明星们在Twitter上的经营也是如此，为了让自己的信息显得更为劲爆，他们几乎与寻常人无异。新星艾什顿·库彻(Ashton Kutcher)便是其中的代表。这样让那些花费一笔去购买《Hello》以图贴近明星隐秘的传统杂志读者显得多此一举。艾什顿在Twitter上抖出的生活隐秘和即时想法，更加如蝴蝶效应那样，更能让全球的粉丝时刻Follow心跳的感觉。

媒体与受众的平等性在Twitter看来，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你可以跟随至有声望的主持人奥普拉的Twitter，当她在上面询问给自己的宠物狗捉虱子时，你随时都可以作为“抢沙发”的人成为她的Twitter主页面上第一个恢复者，并甚至可能得到奥普拉的致谢，这让人看起来，不仅是一次与偶像的亲密接触，更像是普通的邻居只搁着草坪间的小栏杆聊天。

如同twittervision.com这样，使用世界地图来呈现信息泡沫的网站，也会成为一种时髦流行风。不过我常常只拿它作为背景。有趣的是，里面你能看到各个地区的不同语言和习惯的闪现。我曾经在上面如同等待天气云图一样等待小鸟能在非洲或格陵兰岛上出现，但似乎这种几率非常微小。

这些时髦也许最后都会如天气云图一样烟消云散。但一种属于当下的“环境亲密感”（ambient intimacy）会始终缠绕着我们，如一种孤独的倾诉感或一种强烈情绪的宣泄，让Twitter成为这个时代的环境知觉工具。它是一种知觉型媒体。这些媒体是你自发的去感触的新闻接收源。你如果最近不喜欢叽叽喳喳了，你随时都可以调整终止某个跟随者（而且基本上，他也不会察觉）。

有人说：如果能在Twitter上做预算，必定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所有的企业沟通，把电子邮件永远扔进垃圾桶。

140个字眼下面可以完成一切事情——Twitter的效率性与简约行事的能力，让曾经一度臃肿的网络一时清爽。而其web 2.0的开放性原则与作风，让它的便利性更有效地结合了诸如iPhone这样的便捷工具。再便利一点，让媒体适应“一本便利”的生活进程，是这个时代的媒体准则。

也许这140字让这一代人越来越难以连续地看待一篇长文，让他们的思维再难以持续地在同一个话题下思考，就像是一个枷锁般，局限着我们的智慧。正如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认为的，“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而《娱乐至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却认为，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我们媒体上所遇见的危机与机遇，其实都会随时互为博弈，互为逆转。

“村上春树说：‘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度相逢。’没有比这句话更最适合送给Twitter这片林子了。”20年后的2029年，把最后这条Tweet信息发送出去后，Jack便把那台快不行的电脑给关上了。（发表于《新视线》09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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