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6年10月我回到西安以后，马上就着手活动妻子的调动。我性子急，不喜欢拖拖拉拉的。知道直接调动难度大，一开始是找对调的人。我除了多方托人打听外，又写了上百张小广告，抽空就骑上自行车，提溜个小浆糊桶，跑遍西安大街小巷、附近大企业，在公交站牌、电杆上各个醒目的地方四处张贴。呵呵！那时候没有人追究你这样会污染环境的。一段时间后，还真有两个人找上门来，但是很失望，最终都不合适。

 当时要想工作调动是比较难的，一是本单位放人难；二是联系要人单位也难；三是即使你两方面都说好了，让谁先发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本单位说，我们单位的人我不能随便往外推呀，让他们来要吧。那一方会说，我不能随便挖人家墙角呀，让他们来联系吧，这都让人头痛！我想着得先找妻子单位让它同意放人。

 妻子所在的陕西磨床厂当时效益不错，生产的双鸥洗衣机还相当有名，厂长姓任，听说是全国劳模，在厂里也是个说一不二的主。见到他后，他好像知道我此行的目的，不等我开口，马上就对我说，你到我们单位来吧，工作任你挑。小夏（指我妻子）不能走，她一走影响知青情绪，她的工作只她一个人，离不开。第一次见面就碰了一个软钉子，很气馁。没有办法，只有等待机会了，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有软肋的。

 机会终于等来了，第二年七七年是文化大革命荒废十年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生。我打听到任厂长的儿子已经报名准备参加高考，当时离高考只有一个月了。我就找到任厂长和他商量，虢镇地方偏僻教育质量差，让他的儿子来西安复课考上把握更大，而且他们厂在西安有招待所，吃住也方便。好像一共考9门课吧，我保证每天找一位西安最好的老师给他复课，交易条件就是让他答应放人，而且要先发函。任厂长当时没有表态，我也撒的开，撂下一句话，你考虑考虑吧，我等待你的消息。

 几天后，任厂长的儿子果然来找我。我立刻到我的母校挨家挨户找我原来的各科老师，希望他们能帮帮我。有几个老师曾经在文革中备受煎熬，但是，他们见到我非常热情，满口答应一定给我帮忙，要知道当时帮忙都是尽义务的，根本没有什么课时费什么的，现在想起这些老师我还是心存感激，老师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后来，我还联系安排任厂长的儿子听了两次优秀老师的电视直播讲课，每个周末让他来家吃顿饭，晚上再安排他看场演出，反正西安各文艺团体都有演出，有赠劵发给我们。一个月时间很快就到了，那孩子临走时我又让他捎话给他父亲。几天后工厂同意先发函，可是我的地方还没有联系好呢！这时，我的初中数学老师边疆让先把商调函发到他的学校，生怕时间长了又节外生枝，当时他正在一所学校当教务主任，这点忙他愿意帮。

 最麻烦的要算为妻子找接收单位了。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一位女学生的妈妈让人带话要我去一趟她家，我去后看到她正在厨房里忙碌，屋里已经摆了一桌子炒好的菜，她对我说她不会喝酒，让我代她陪陪一位客人吃饭。在和那客人吃饭中才知道是为我妻子调动请的一家单位的政工领导。请客应该是我的事情呀！这让我一辈子难以忘怀。还是这位女学生把我妻子介绍给一位省委干部，那干部对我妻子说：“你的事情我一定要尽力帮忙，那女孩子从来不求人的，但是，她央求我一定要给我老师帮这个忙呀” 后来才知道，那干部的男孩子一直在追求我的那位女学生呀！

 当时一共找了三家单位的政工人员，我每天除了上班和看孩子外，晚上都要轮番去这三家坐坐，每天一家，一方面催促，一方面拉近关系，这样的忙碌持续了大半年。我原来看好一家图书发行单位，不料想另一家医疗单位却要了商调函，同意并很快上报了市卫生局，卫生局我也已经走通，很快就上报了市劳动局。而劳动局一等又是好几个月，那时候真是忧心如焚哪，生怕那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果然，由于第一次找人不得力，劳动局没有批下来，函件退回了卫生局。

 应该说，在工作调动上我的妻子是幸运的。她的父亲是一位老教师，一位在市委要职上工作的学生在探访老师的时候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他来到我家问明情况，嘱咐我等他的消息再二次上报材料。几天后按他要求上报材料到批下来仅仅用了三天。哎！还是权解决问题呀！当我亲自拿着批件去虢镇为妻子办理调动手续并转她和孩子的户口时，那个兴奋心情简直难以用语言表达，两地分居的生活终于结束了！

                                2013-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