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的子良西影导演何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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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良病了,患脑疾。春节前脑部动了两次手术,应该说是白捡了一条命。医院也说这病能达到如此好的结局,算是一大成果。春节临近出院回家,家住西影家属区五楼高层,据说靠一大汉背其上楼,许多友人才松了一口气。正月里去探望他,一头狮子般长发不见了。有人称陕北籍作家路遥为熊一般体态,子良亦魁梧人称为狮。剃光了头后,两只眼睛大得更是吓人,思维还清晰,只是右胳膊右腿不太管用,触摸时有疼痛感,且不听指挥。他一再说左胳膊左腿是原来的,而右胳膊右腿是这次坏事的。
正像经历寒冬,企盼阳春一样,大家都说等待春天来了,天气暖了,子良的半边肢体可望好转......
1947年秋冬,陕北所有的男女老少,全力投入了保卫党中央支援革命战争,与胡宗南周旋,陕北没有秋收。第二年的春天,又是罕见的暴雨和雹灾,幼小的子良只好随父母背井离乡,逃荒山西吕梁以乞讨为生。这些苦难的经历,战争的阴影,记载在他的长篇小说《我的伊甸园》内。基于对战争的思考,子良创作了《深谷回声》,由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后更名为《黄土地》。该片取得的成功被中国电影人誉为“新时期中国电影的里程碑,是中国电影艺术真正回到电影本体的一部发轫之作”。其后又有《小理河的故事》《一个和八个》相续被搬上银幕,三部作品以全新的思维,引起社会争论,形成强烈的震撼,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电影的发展。他作为文学编辑又扶植了由作家路遥自己改编的电影《人生》,由吴天明导演,揭开了中国西部电影的序幕。他还有许多由于多种原因没有搬上银幕的电影剧作,也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描写毛泽东和陕北农民杨步浩之间交往的故事《天壤》。还有的剧本的确不错,经导演拍成后实不敢恭维,如剧作《乡民》(根据贾平凹的小说《正月,腊月》改编)和电视连续剧《西行漫记》,这些剧作显然消磨了他不少的年华。前些年他的剧作《一棵树》也为西影获得诸多荣誉,也成为首届夏衍电影文学奖获得者。
我们还是看看他写的自传吧:
张子良,陕北小理河人,自幼贫苦,缺少教育,虽读过大学中文系,仍不聪不明。惟其生性偏执,凡事好与人不同。世以为有所追求,其实误会也。
曾经试过小说、诗歌创作,均因不通一窍而中辍。后来听人说电影好写,甚至没有生活积累也可一混,文字亦可不甚讲究。于是窃以为得计,竟也舞动笔墨干起来。有电影《一个和八个》《黄土地》《默默的小理河》问世,人们又以为有所突破,其实又误会了。电影是导演、摄影、演员的艺术,突破在他们,不突破也在他们,于一个编剧有多少相干?
应该迷途知返。一苦于生计,二怕失了人们的“误会”倒了尊颜,还是硬着头皮往下干!
小传三百言,无一字有假,意不在褒贬,只图快活而已!
子良在病中,大脑清醒,思维活跃,口若悬河,不停地说笑话,引得我们笑声不断,他要全力证明自己与正常人一样。他讲到陕北绥德有一人,别人说他长得像佛,一时兴起,每日从山下背石头上山,数年后,盖起一座庙宇,自尊为神,灵不可验,朝拜者如云,布施金钱多多,又将钱财资助修路,你看神奇不神奇。一下午的时光在他不停的叙述中度过。待到要针灸时,从沙发要躺在床上,他有腿无法挪动,用一根布带子拖引,他还是那句老话:“可受死了!”一条硬汉到了如此地步,不由得想起了马治权先生讲过陕北人共性,他曾说作家路遥对他讲“人要有一种敢于夺取胜利的精神,哪怕今天胜利了,明天倒下了,我也心甘情愿”。从李自成、刘志丹,到路遥和张子良,他们都是勇往直前的好汉,但往往不顾身后隐患。他们吃尽苦头,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以至于到了自我折磨式的劳作,一旦献身于某种事业,就不会顾及自己付出的代价,他们的成功,往往是一意孤行,付出常人百倍的劳动,今天的遭遇正是拼命工作所致的自然结果。
子良得病是去年八月,陕西电影代表团赴京参加中国影协六次全代会归来时。就在此前他刚刚才把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伊甸园》送交出版社,书还没有出版,自己却倒下了。子良此次能死里逃生,全靠家人与友人及时抢救和现代医疗的先进。
子良的艺术成就强烈地影响一代人。尽管他的作品不算很多,他创造的艺术形象对于今天人们和以后人们都是极其珍贵的。他往往不单单是迷恋于某个历史故事,而是把它放在深远的历史大幕上,投放在我们前进的社会中,去检验其真正的价值,故此让我们思考社会、思考生活、思考人生,推动时代发展。他在艺术创作上从不马虎,哪怕是一篇小文章,也是精雕细刻。正是这样的劳动态度,才使他的作品始终洋溢着史诗的激情,闪烁珍珠般的美文光彩。
写完这些文字,窗外已是天色微明,鸟儿啼婉,隐约间有布谷鸟叫声最响,在这个金色的季节里,更是思念被困在牢笼里的“狮子”。子良,愿你早日恢复健康,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