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波作品《回望来路笑成痴—我的大半生》

第二早晨，我没有高歌，只是一个劲地打鼾，直睡到日上三竿，红光满窗时才揉开眼睛起了床。妻子和儿子正在支架蜂窝煤炉子，两人在上面扶着，两个给炉子下面支砖。那砖就是支不好，不是薄了，就是厚了，几个人吵成一片。正在这时，屋门“咣”一声被踢开了，从外边进来一个人。那人生得身矮体胖，满面油光，一对饱眼灵秀，两团脸蛋下坠；上身穿了一领牛仔式棉袄，上面吊满了小环；下身穿了一件港式萝卜裤，前后都是兜兜；脚上蹬着一双高腰战斗快靴，光扣眼就有四五十个；肩膀上挎一个黑土布大包，宽约一米，高约二尺；手里提一个网兜，里边有三四个煮熟的羊头。他进门后，一不祝贺新年，二不自我介绍，只管迈开大步在屋子里转着圈儿疾走。一边走一边“他妈逼、他妈逼”地骂个不停，那作派活像话剧《茶馆》那些抓逃兵的特务。  

我们都有点吃惊，互相递着眼色看，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转了几圈后，突然停住了脚步，瞪了眼睛看着我妻子，问：“新正尚月，抱着烟囱干什么？”妻子回答：“支炉子。”他又问：“怎么不支了？”两个孩子指了炉子底盘回答：“支不对，不是薄了，就是厚了！”他扶了炉子俯身一看，大喝一声“闪开！”飞起一脚就将一块断砖扫进了要支的地方，支了个严丝合缝，像预制的一样恰当。众人一起叫好，佩服他的眼力和手脚。他不领情，骂骂咧咧地说：“连这点本事也没有，敢在西影厂混？真是他妈逼！”说完才和我通名报姓，说起来因。

此人叫何志铭，榆林人，当时的职务是厂里的道具师，其实涉猎面十分广博，可以说政治、历史、艺术、文化无所不知，影视、文学、美术、民俗无所不到，是西影厂有名的能人。更令人称道的是他的古道热肠和交朋友的慧眼，当时吴天明广揽全国文学和影视人才，一时“西望长安绣成堆”。吴天明招纳下的人物，很少有不是何志铭的朋友的。何志铭知道我到西影厂的消息较晚，他当时正随滕文骥在云南拍《棋王》，除夕的前一天才返回。听说厂里来了这个新人，就四处打问；当得知我在附近村里租房子住，就排门逐户口寻找。像查户口一般，从除夕直找到大年初一。何志铭日后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在许多方面都给过我帮助。这是后话，现在不提。

那天我和何志铭谈了很长时间，其中特别谈到我的小说《农民儿子》，他说这是陕北人的骄傲，值得大吹特吹。西影人说话都很夸张，我初来乍到，还不能适应，只觉得他比我这个情绪性人物更情绪化，说什么好时，夸奖得不惜词藻；蔑视什么时，又跺脚又吐唾沫，一言一语都在极端处游走。他不但感情充沛、见多识广、博闻强记，在生活方面更是一把好手。由于是道具师出身，那手脚麻利到惊人的程度，飞脚垫砖只是略施小技，真正的本事不知有多少。那天见我家里是这副模样，马上就嘲笑了一通，然后亲自下厨为大家做饭。他做饭和说话一样阵势大，先是刀子飞舞，案板震颤，然后是炉子里火光冲天，炒锅里烈焰一片；勺子响处，那菜一盘接着一盘地往出端，原料全部来自于他那大黑口袋。看得我和儿子目瞪口呆，诧异得我妻子像鬼惊了一般。当时吃了什么全都忘记，只有那响动、那气势、那洒脱无羁的豪迈历历在目。

从那天起，他时不时就领着朋友到我家来玩，来的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计有：时任西影厂副厂长张弢，日后成为副厂长的芦成顺，日后成为著名影视导演的杨亚洲，日后成为中国最著名编剧之一的芦苇和中国第一导演张艺谋。

张艺谋，中等个子，偏瘦，脸上有“自来笑”，初一看很和气，细细一看，锐气逼人。他不多说话，只是听。见我们说得远了，就截一句“这事咱们单说”，然后重起话题，把我们的话往他希望听的地方逼。和他说话很不轻松，总有一种把碌碡往陡坡推得感觉。他详细询问我所体验过的陕北农村生活，包括人际关系和日常起居。临走时，用平静的口吻说出了一句令我震惊的话，他说：“我很看好你的小说《农民的儿子》，想把这拍成电影。”并简要地介绍他的具体想法，说：“我现在正准备从摄影往导演方面转，这需要一个过程。现在跟吴天明拍《老井》，当的是摄影，《老井》拍完后就转导演。先给厂里拍一部能赚钱的片子，然后就着手《农民儿子》的准备。从现在开始，只要有时间，咱们弟兄就好好地在一块扯一扯，把事情往清楚里说。不搞则已，要搞就得搞成个样子，至少在十年八年内在这个点上不能让别人超过。”说这些话时，他的神态特别郑重，我感觉他像一段刚从炉子里烧红的钢条，炽热到不见明火，冒的是蓝色的火焰。

我喜欢张艺谋的东西很早了，他参与创作的电影《一个与八个》放映时，我还在延川，当时电影院里只有七个人在看，我就是其中之一，其余的都是电影公司的职工。从那时起，我就记下张艺谋这三个字，因为影片最抢眼的地方在摄影，和当时国内的电影截然不同。后来，由他参与创作的影片《黄土地》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震撼了我的心灵，其中摄影的冲击力最强。我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电影，逢人就说这个观点，但少有人认同。为了证实我的看法，我特意买了票请我妻子“比较着”看了一遍，参照片是她赞不绝口影片《喜盈门》。在看片后的讨论中，我问这两部电影的短长，妻子告诉我说：“原来觉得《喜盈门》好看，但和《黄土地》一比就觉得淡刷刷的，像假的一样。”我追问她对《黄土地》本身的看法，她想了半天说：“说不上来什么看法，看了只觉得难受，想哭一场。”妻子不识字，但对这个影片的看法和中国最真挚知识分子完全一致，更让人叹服该片的冲击力——能同时穿透有良知知识分子和普通人心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创作者肯定不凡。这就是我在认识张艺谋前对他的看法。

张艺谋的这个想法，我当然求之不得，立刻满口答应。在这前后有好几个厂家有意改编《农民儿子》，其中珠江电影制片厂的编辑、著名诗人戴望舒的女儿戴咏愫尤其看重，她通过贾平凹转给我一封信，表达了合作的意愿。有了张艺谋这个话，我婉辞了所有的合作意向，我觉得张艺谋太值得期待了。

这件事最终没办成，这年年底，莫言的小说《红高梁》发表，张艺谋选择了《红高梁》，放弃了改编《农民儿子》的想法。他给我说这个想法，我当然能够理解。

张艺谋做事的认真和处人的诚恳都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那时，我进城不久，加上在圈内小有虚名，因此有点“飘”。成天出于各种聚会，说一些大而无当的话，张扬的热情高于创作的热情。张艺谋是第一个规劝我的人。有一次几个人在一起谈论创作，有人又提到了我的《农民儿子》，张艺谋低声对我说：“海波，咱们要忘记过去，趁着年轻好好做点事。如果下一次见面，我还说你的《农民儿子》，你还说我们的《黄土地》，就意思不大了。”

他说的很对，一年之后，人们谈论他时，已经不再仅仅说《黄土地》，说得更多的是《老井》中的男主角和《红高粱》、金熊奖，而我且一无进展，在时光的侵蚀下日见枯萎。杰出和平凡在分界处只有小小的一点，但这一点许多人跨不过去。比如说我就没能跨过去——这中间的原因特别复杂，我在后边“单说”。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令人好笑的事。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黄昏，我下班回去，没进门就听见一个说普通话的女子和我妻子聊天。开先，我以为派出所的女民警查户口来了，进门一看，来人是张艺谋的妻子肖华，领着正上幼儿园的女儿。我进去不久，她就告辞了。她走后，我向妻子打问情况。妻子先是不说，最后才说：“张艺谋和肖华的关系可能要出麻烦，肖华来问咱们离婚时情况”，并稍带着把张艺谋以及天下的男人都骂了一遍。我看看无趣，就再没问下去。

在这之后的好长一段一时间，肖华隔三岔五就来我家，每一次都带着孩子，遇到吃饭时，就一块吃点。这时候我才知道了她的真正来意。原来肖华是向我妻子来“取经”的。取什么经？挽救婚姻危机经！厂里有人给她说过我的经历，并且特别提到我和妻子离而又复的婚姻传奇，以为“海波如此桀敖不驯之人，能离而又复，妻子定有神通”，肖华因此“病急乱求医”。这事虽然一笑而过，但在这期间我也知道了他们之间的一些内情，看过肖华写的那本《往事悠悠》的最初草稿和一些相关资料。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心情特别复杂。作为一个长期挣扎在困境中的人，我对肖华当时的处境深感同情；但结合我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对张艺谋则抱有更多的理解。特别是张艺谋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时给肖华的信，给我的震动最大。那些关心，那些期望，那些叮咛，那些渴望和肖华“比翼双飞”努力，看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酸。张在信中反复叮咛要肖华学英语，并再三强调要开口朗读；几次劝肖华留长发，再三强调这样做的好处；几次建议肖华改变衣服的式样，并为此附上草图，标上了相关的尺寸。可惜的是，这一切肖华都没有采纳。她怕别人笑话，觉得不好意思，用贤慧的固执回应着对方动情的呼唤。但我无法向肖华说出这些感受，这样说既于事无补又不近人情。

有人说张艺谋是一员“福将”，改革开放以来处处顺水顺风。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我和他接触得不多，但能清楚地感觉到他做事的专注和“狠劲”，目标的远大和在具体事情上的全力以赴的特点。他几乎不和人谈闲话，浅淡时说工作，深谈时说理想，自己不讲客套，也尽量不去听人说客套。有一次全国电影发行工作会议在西影召开，全国各大电影厂家的主管领导云集西影，会议临结束时厂里设宴招待，我因工作关系也参加了。宴会中，我出来取材料，看见张艺谋双手抱膝在餐厅外面的台阶上蹲着。我问他做什么？他说找吴天明说事。我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他说里边太乱，心里有事，着急。我出去时，他在那里蹲着，我取了材料回来时，他还在那里蹲着，一动不动的样子。他那时的名气已经很大了，他参与拍摄的影片《一个与八个》《黄土地》已经享誉中外，他自己获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第七届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摄影奖、美国第五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东西方文化技术交流中心电影奖和柯达最佳摄影奖，宴会上，不时就有人提到他，而他却像个“民工”一样，独自蹲在门外想眼前的工作。没有远大目标的人，断然不会这样做；没有特殊定力的人，想做也做不成这样。

何志铭给我介绍的朋友中，另外一个必须细说的人是芦苇。我佩服他的才华更敬重他的人品。那种洒脱、大气和心胸开阔很少有人能企及。不论世事如何变化，地位如何悬殊，我将视他为终生朋友。

芦苇，大高个，大骨架，大手大脚，说话大声大气，走路松腰列胯。猛一看，对什么也漫不经心，实际上，为人做事处处认真。

先说他的做事。他关注的范围特别广阔，虽不敢说“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也差不了多少。最重要的是，他做什么就做得特别深入细致，全面到位。写电影剧本《黄河谣》前后，他研究民歌。全国各地，一路“疯跑”，从内蒙到云南，从大兴安岭到祁连山，细细搜寻，得到的原始民歌听得人发呆。近年来原生态民歌大行于世，引得国人一片惊呼。这些东西，我在十几年前就在芦苇那里听过，比现在流行那些东西更多更好更美更纯粹从而更具审美价值。有一段时间，他研究皮影艺术，也是山南海北地细细搜罗。在他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滦州皮影”，听说了明万历年间的失意文人黄素志和他改良皮影的史实；第一次见识了刻工精致的驴皮皮影和苍凉大气的西部皮影唱腔。他为陈凯歌编电影剧本《霸王别姬》前后，对昆曲和早期的京剧进行全面的盘点，收集资料之多之全，令人叹为观止。我每次见到他，总能听到他对这些东西的新心得和新看法，阐述之深入到了我这样的门外汉只能静听、无法插嘴的程度。他在创作电影《西夏路迢迢》期间，光衣饰道具式样的草图就不知画了多少。西夏是一个正史没有记载的神秘小王朝，他的创作必须先从历史考察开始，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专门史学家的水平。

和他博闻强识、硕果累累、名震天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为人的低调和对同事的尊重。严格地说，芦苇不是一个很容易交往的人，他对那些得意忘形的政客、上下翻飞的“文匠”、不可一世的明星，一律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交往得少，提到的更少。但对那些真正做事的人，永远怀着尊敬之心，关爱之情，永远认为是同事。他多次把最基层的民间艺人请到西影来作客，费用由他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些人包括唱陕北民歌的李治文，陕北说书艺人张俊功，渭南某地一班皮影艺人（具体人名忘记了），还有一个来自山西的民歌手（此人我没见过，只听他说过）。这些都是真正的民间艺人，习惯和做派和城里人完全不同，有些习惯连我这个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也无法接受，但芦苇能接受。不但能接受，还能理解甚至认同。我有时候甚至瞎想，觉得芦苇的艺术素养也许有人能企及，但他对民间艺术和对艺人那种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尊重，现在的人却很难企及。

还有许多人、许多事值得说，但限于篇幅的关系只好割爱。感谢何志铭给我介绍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在这些人身上我学到了太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