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民”还是“新民”

严思

    《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子和朱子根据下文“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把“亲民”的“亲”改作“新”。阳明子认为应该遵从《大学》古本，“亲”字不须改动，在《传习录》开篇，阳明子与大弟子徐爱就在讨论这个问题：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 “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 ”，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 ’，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 ‘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 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阳明子认为应该是“亲民”而不是“新民”，也能在《大学》文本中找到了证据，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等，皆是“亲”字意。
    “亲民”和“新民”既然都能在《大学》文本中找到证据，就应该从义理上看二者的区别。程子说：“《大学》‘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于至善’者，见知所止”。朱子在《大学章句》中说：“‘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在《朱子语类》中，朱子说得更详细：“我既是明得个明德，见他人为气禀物欲所昏，自家岂不恻然欲有以新之，使之亦如我挑剔揩磨，以革其向来气禀物欲之昏而复其得之于天者。此便是‘新民’”。
     朱子和程子是以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来解“明明德”和“新民”，“明明德”是“忠”，“新民”是“恕”。但说“使人用此道以自新”“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忠”与“恕”之间似乎隔了一层，不是一以贯之的。我明明德之后，去教民“用此道以自新”，不是我去“新”民，而是民自新，这样，“明明德”与“新民”不是内在的体用之间的关系。此外，教民以自新之道，这是外在的言行教化，然而“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阳明子以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来解“明明德”和“亲民”，“明明德”是“修己”，是“体”，“亲民”是“安百姓”，是“用”。所谓“亲民”、“安百姓”不是教民怎样自新，而是直接化民成俗，如孟子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如《中庸》所谓“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不赏而民劝”。所以，“明明德”和“亲民”是合一的，例如阳明子说：
     “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则必亲于其父，而后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则必亲于其兄，而后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
     明明德不是一个孤立的修养功夫（例如下文说“明明德于天下”），“明明德”必然表现在“亲民”上，所谓“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明明德”是“尽己之性”，“亲民”是“尽人之性”，能“尽己之性”自然能“尽人之性”，决不是自己明明德之后，再去教人，所以，“明明德”和“亲民”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阳明子又说：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
     所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正如横渠说“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明明德”以“亲民”，是“修道之谓教”，而不是在“明明德”功夫之外而施行外在的教化。“亲民”是“教”，也是学者自身的“修道”，即是“明明德”。所以，“明明德”与“亲民”是“体”与“用”之间的关系：“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说“明明德必在于亲民”，是“即用而言体在用”；说“亲民亦明德事也”，是“即体而言用在体”。
     孟子说：“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如果学者明明德之后再以言行教化民众以自新，这样的教化不是“守约而施博”，施教者与被教者是隔离的。所谓“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正说明“明明德”与“亲民”是无间隔的“一本”。此外，孔子说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在境界上是不同的，假如“明明德”与“亲民”是二分的，那么“安人”与“安百姓”只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如何能确定“安百姓”的“修己”就比“安人”的“修己”境界高呢？
     在《荀子·子道篇》，对于孔子的问题“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说“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贡说“知者知人，仁者爱人”；颜子说“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孔子分别以“士”“士君子”“明君子”许之。如果把“在新民”解释为“使人用此道以自新”，这正如子路说“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人我是二分的。阳明子说“虽亲民亦明德事也”，如颜子说“知者自知，仁者自爱”，既然“民吾同胞，物我与也”，“自知、自爱”已经把“知人、爱人”统摄在其中了。
     有学者根据孟子“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认为对于民只能说“仁”而不能说“亲”，那么《大学》这里也只能是“在新民”而不是“在亲民”。其实，这样的看法是机械的，正犯了孟子所批判的“以文害辞，以辞害志”的毛病。如果只能说“仁民”“爱物”，而不能说“爱民”“仁物”，那么孔子说“仁者爱人”，大程子说“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也有问题了。《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区分一个“人之性”“物之性”。而“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成物”的“物”显然与“能尽物之性”的“物”含义不同，“成物”实际包涵“尽人之性”和“尽物之性”。此外，“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的“物”含义更广，还包括“己”。孔子说“思而不学则殆”，孟子则说“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此天之所与我者”，两处“思”字的含义也是不同的，孟子说的“思”包涵孔子说的“思”和“学”。同样，《大学》“在亲民”的“亲”与“于民也，仁之而弗亲”的“亲”含义不同，如阳明子所言：“‘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   
     阳明子说：“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朱子解释的“在新民”是在“明明德”功夫之外以言行教化民众，然而“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明子以“修己以安百姓”解释“在亲民”，是以“明明德”直接养民，是孟子所谓“以善养人”。但并不排斥以言行教化民众，如“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