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文一腔的“普通话”文学

    当下的中国文学，有一些见怪不怪、长期存在的问题被忽视，譬如文学语言表达的“普通话”现象。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纪实文学，假如把作者的姓名遮住，我们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的文章，好像出自一人之手，千文一腔，缺乏文学语言色彩和鲜明的个性特征。

　　近年，余秋雨和王蒙相继出版了自传，余秋雨的书名是《借我一生》，王蒙的书名叫《半生多事》，我都买了。可是，翻了几页，味同嚼蜡，根本不像是作家写的文学传记，充其量也就是一部用“普通话”写就的长篇记述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曾写得文采飞扬；王蒙的小说《蝴蝶》，曾是开风气之先的“东方意识流”。可为什么他们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却写得毫无文趣呢？如果把鲁迅的《朝花夕拾》与《借我一生》、《半生多事》比较一下，就语言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朝花夕拾》是一件雕刻精美的老玉器，而《借我一生》、《半生多事》只能算是两块砖头。

　　文学语言是文学作品安身立命的基石，它与其它语言的显著不同，就在于它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描写与叙述有机结合、水乳交融。汪曾祺对语言之于文学价值的高低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在《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中，他指出，“语言是本质的东西”，“语言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形式，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的外部的东西，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而在《小说的思想和语言》中，他甚至将语言提升到了文学本体之一的高度，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文学史上，仅以文字取胜、流传至今的作品，就有不少。比如宋代诗人邵康节所作的　《山村咏怀》：“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诗中并无多少思想内容，有些文字游戏的味道，却因其文趣盎然，形象生动。

　　有人说，语体文用于创作，本身就不如文言文凝练、优美。还有人不时地发表大块文章，攻击白话文运动，好像当下文学的不景气，全是白话文惹的祸。其实，他们的观点是开历史的倒车，也不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已经有不少作家运用白话文或语体文，取得了创作的成功。鲁迅的辛辣、徐志摩的诗意、郭沫若的豪放、老舍的京腔京味，特别是朱自清、孙犁、汪曾祺等人在文学语言方面所做的探索、所取得的成就，都证明语体文是能够写出优秀文学作品的。

　　然而，现在的作家，站在巨人肩膀上搞创作，怎么变得像九斤老太的埋怨那样，“一代不如一代”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首先的问题，在于基础教育的标准化。这几年有所改进，一些省市可以根据本地实际自编教材，增加一些地方特色。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国中小学生使用的都是统编教材，语文老师的讲解趋于一同，老师怎么教、学生就怎么写，全国一个模子扣下来，语感自然是大同小异、似曾相识。

　　再一个原因，就是作家们对使用“普通话”造成的负面影响认识不够。作家对文学语言的个性缺乏追求，以为言通句顺、再采用一些赋、比、兴的文学技法，写出来的文章就是文学作品了。殊不知，大家都是“普通话”这个师傅教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差不多，写出来的作品语言贫瘠、比喻老套，让读者看了前半句，往往就能猜到后半句。如果说，普通话最大的好处是有利于人际交流，那么用“普通话”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最大的毛病，就是大路货。文似看山不喜平，大路货的作品，难逃平庸境地。

　　说实在话，积重难返，文学语言的“普通话”顽疾医治起来不太容易，但并非不治之症。试想，如果京剧、豫剧和黄梅戏统统改用普通话，那还有什么味道？同样道理，京派文学要用北京话，海派文学要用上海话，山药蛋派文学要用山西土话，否则，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和山药蛋派文学的特色，也会大打折扣。梁实秋在《忆老舍》一文中写道：“我最初读老舍的《赵子曰》、《老张的哲学》、《二马》，未识其人，只觉得他以纯粹的北平土话写小说颇为别致。北平土话，像其他主要地区的土语一样，内容很丰富，有的是俏皮话儿，歇后语，精到出色的明喻暗譬，还有许多有声无字的词字。如果运用得当，北平土话可说是非常的生动有趣……”由此，作家要认清“普通话”给文学带来的语言干瘪、形象呆板、特色缺乏的不良影响。在创作中有意识地采用富有生命力的地方语言，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纠正文学语言的“普通话”现象，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文学方言

    文学是语言优美的表达，它具有梦幻之美。文学语言在组织过程中并不去考虑准确而科学的表述；文学讲究意境，讲究感觉，讲究超脱文字本身的局限，按难度依次构成如梦如幻的小说散文诗歌。

    普通话在这个能力上有些欠缺。普通话是官话，在语言提纯的过程中，标准会将枝枝杈杈去掉，而正是这些枝杈才能使一棵大树枝繁叶茂，庇护成荫；语言是棵大树，方言就是枝杈。

    我国的方言极为复杂，我看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可落为文字，听得懂也能看懂，摇曳生姿；第二类不能落为文字，不管听起来有多生动，落成文字谁都看不懂；第三类能听不易落纸，写出来意味全无。举例说明，北京方言、陕西方言、四川方言、湖南方言等等都属于易看好懂的第一类；潮汕方言、闽南方言、宁波方言、温州方言等等属于听看皆难懂的第二类方言；而东北方言、天津方言、河南方言、山东方言等等属于听优于看的第三类。

    汉语由文字和语言双重要素构成。音在字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多有分支，所以不会有一个中国人能掌握中国所有的方言。方言的魅力在于它生长的环境。几千年来，中国人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让我们今天得以听到美不胜收的不同方言。如果由于我们这一代人一时疏忽让它永远的消失了，那我们就是民族的罪人。这一组文章五篇，依次为《拯救方言》、《文学方言》、《商业方言》、《娱乐方言》、《方言魅力》，目的是在推广普通话基础上，大力保护方言。敬请中国人关注，发表意见，共同发出呼声。文学是语言优美的表达，它具有梦幻之美。文学语言在组织过程中并不去考虑准确而科学的表述；文学讲究意境，讲究感觉，讲究超脱文字本身的局限，按难度依次构成如梦如幻的小说散文诗歌。普通话在这个能力上有些欠缺。普通话是官话，在语言提纯的过程中，标准会将枝枝杈杈去掉，而正是这些枝杈才能使一棵大树枝繁叶茂，庇护成荫；语言是棵大树。

    所以，京陕川湘这四个方言区过去最容易出作家。北京有老舍、王朔，陕西有路遥、贾平凹，四川有巴金、沙汀，湖南有沈从文、杨沫等等，他们的小说写得生动有赖于方言提供的营养。其他地区的作家相对就没有这么集中，年老一代的如浙江鲁迅、茅盾、郁达夫等等大作家都无法用家乡方言写作，所以成为了思想高于语言、情节优于语言的大师；年轻一代的作家虽不胜枚举，但因都是接受普通话教育，风土人情的描述多于语言自身构成的魅力。

    方言的应用在于方言的表现力。比如妻子北京话称媳妇，陕西话称婆姨，四川话称婆娘，湖南话称堂客，既能看懂意思，又能感受地域文化的差异。这类方言蕴藏无数种表述方法，让作品保留与读者沟通的同时，又展现其方言的独特魅力，所以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洋洋大观。而温州方言管妻子叫老安，发音类似“勒雨”，落在文字上让人不知所云，正是这种不知所云，构成温州方言另一种功能，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