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考十一：《通鉴》著刘宋太子邵逆乱缺二同谋
　　　　　　
　　《宋书·卷九十九· 列传第五十九·二凶》
　　上谓劭、浚已当斥遣道育，而犹与往来，惆怅惋骇。乃使京口以船送道育二婢，须至检核，废劭，赐濬死，以语濬母潘淑妃，淑妃具以告濬。濬驰报劭，劭因是异谋，每夜辄飨将士，或亲自行酒，密与腹心队主陈叔儿、詹叔儿、斋帅张超之、任建之谋之。　　　　
　　《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七》
　　帝以其谋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驰报劭。劭乃密与腹心队主陈叔儿、斋帅张超之等谋为逆。　　　　
　　此卷，《通鉴》多采择自《宋书》。鉴上述文字，不明《通鉴》取舍之由，詹叔儿、任建之二附逆，实不宜舍也。

 

　　史考十二：萧斌、刘泰之
　　
　　萧斌《宋书》、《南史》、《通鉴》作萧斌，《魏书》作萧斌之。盖《魏书》误。
　　《宋书·本纪第五·文帝》：
　　六月丁酉，侍中萧斌为青、冀二州刺史。　　
　　《南史·列传第二十七》：
　　及军行，庆之副玄谟。玄谟进围滑台，庆之与萧斌留守碻磝，仍领斌辅国司马。玄谟攻滑台，积旬不拔，魏太武大军南向，斌遣庆之将五千人救玄谟。庆之曰：“少军轻往，必无益也。”会玄谟退还，斌将斩之，庆之谏乃止。
　　《南史·列传第四》：
　　宿召前中庶子右军长史萧斌及左卫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积弩将军王正见并入，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
　　《魏书·卷四下·帝纪第四》：
　　秋七月，义隆遣其辅国将军萧斌之率众六万寇济州。刺史王买得弃州走，斌
　　之遂入城，仍使宁朔将军王玄谟西攻滑台。
　　……
　　帝遂至东平。萧斌之弃济州，退保历城。　　
　　《通鉴·百二十五卷》：
　　可遣宁朔将军王玄谟帅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咨议参军申坦水军入河，受督于青、冀二州刺史萧斌。
　　……
　　建武司马申元吉引兵趋碻磝。乙亥，魏济州刺史王买德弃城走。萧斌遣将军崔猛攻乐安，魏青州刺史张淮之亦弃城走。斌与沈庆之留守碻磝，使王玄谟进围滑台。
　　……
　　萧斌遣沈庆之将五千人救玄谟，庆之曰：“玄谟士众疲老，寇虏已逼，得数万人乃可进。小军轻往，无益也。”斌固遣之。会玄谟遁还，斌将斩之，庆之固谏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万，岂玄谟所能当！且杀战将以自弱，非良计也。”斌乃止。　　
　　刘泰之魏书作刘坦之。《宋书》作刘泰之，《通鉴》从之，《考异》有云：“刘泰之，魏纪 作刘坦之，今从宋书。”盖《魏书》误。　　
　　《魏书·卷四下·帝纪第四》：
　　永昌王仁大破刘义隆将刘坦之、程天祚于汝东，斩坦之，擒天祚。
　　《通鉴·百二十五卷》：
　　魏主遣永昌王仁将步骑万馀，驱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阳。时徐州刺史武陵王骏镇彭城，帝遣间使命骏发骑，赍三日粮袭之。骏发百里内马得千五百匹，分为五军，遣参军刘泰之帅安北骑兵行参军垣谦之、田曹行参军臧肇之、集曹行参军尹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将军程天祚等将之，直趋汝阳。

 

　　史考十三：胡崇之非将军
　　
　　魏书作将军，宋书、通鉴皆作冗从仆射，盖魏书误。
　　《魏书·帝纪第四下》
　　十有二月丁卯，车驾至淮。诏刈雚苇，泛筏数万而济。义隆盱眙守将臧质闭门拒守。
　　将军胡崇之等率众二万援盱眙。燕王谭大破之，枭崇之等，斩首万余级，淮南皆降。
　　《宋书·本纪第五》
　　十二月戊午，内外纂严。乙丑，冗从仆射胡崇之、太子积弩将军臧澄之、建威将军毛熙祚于盱眙与虏战败，并见杀。庚午，虏伪主率大众至瓜步。壬午，内外戒严。
　　《宋书·列传第三十四·臧质·鲁爽·沈攸之》
　　虏侵徐、豫，拓跋焘率大众数十万遂向彭城，以质为辅国将军、假节、置佐，率万人北救。始至盱眙，焘已过淮，冗从仆射胡崇之领质府司马，崇之副太子积弩将军毛熙祚亦受统于质。盱眙城东有高山，质虑虏据之，使崇之、澄之二军营于山上，质营城南。虏攻崇之、澄之二营，崇之等力战不敌，众散，并为虏所杀。
　　《通鉴·百二十五卷》
　　上使辅国将军臧质将万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过淮。质使冗从仆射胡崇之、积弩将军臧澄之营东山，建威将军毛熙祚据前浦，质营于城南。乙丑，魏燕王谭攻崇之等三营，皆败没，质案兵不敢救。澄之，焘之孙；熙祚，修之之兄子也。是夕，质军亦溃，质弃辎重器械，单将七百人赴城。
　　
　　愚按：魏书言崇之帅二万援盱眙，宋书言质帅万人北救，时崇之领质府司马，盖无二万人，魏书或误。
　　
　　史考十四：崔邪利败没时不一
　　
　　《宋书·本纪第五》
　　十一月戊子，索虏陷邹山，鲁、阳平二郡太守崔邪利没。
　　《魏书·帝纪第四下》
　　车驾自中道，十有一月辛卯，至于邹山。刘义隆鲁郡太守崔邪利率属城降。
　　《通鉴》从《魏书》
　　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邹山，鲁郡太守崔邪利为魏所擒。
　　
　　然魏历与宋历有异乎？考魏主退瓜步事，时则无异。未知孰是？戊子、辛卯相差二日。
　　
　　《宋书·本纪第五》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以寇逼不朝会。丁亥，索虏自瓜步退走。丁酉，攻围盱眙城。
　　《魏书·帝纪第四下》
　　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会群臣于江上，班赏各有差，文武受爵者二百余人。丁亥，舆驾北旋。

 

　　史考十五：《魏书》宋求婚于魏误
　　
　　《宋书·卷七十一·列传第三十一·徐湛之·江湛·王僧绰》
　　上大举北代，举朝为不可，唯湛赞成之。索虏至瓜步，领军将军刘遵考率军出江上，以湛兼领军，军事处分，一以委焉。虏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议，众并谓宜许，湛曰：“戎狄无信，许之无益。”劭怒，谓湛曰：“今三王在厄，讵宜苟执异议。”声色甚厉。坐散，俱出，劭使班剑及左右推之，殆将侧倒。劭又谓上曰：“北伐败辱，数州沦破，独有斩江湛，可以谢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异耳。”
　　《宋书·列传第五十五·索虏三》
　　焘凿瓜步山为盘道，于其顶设氈屋。焘不饮河南水，以骆驼负河北水自随，一骆驼负三十斗。遣使饷太祖骆驼名马，求和请婚。上遣奉朝请田奇饷以珍羞异味。焘得黄甘，即啖之，并大进酃酒，左右有耳语者，疑食中有毒，焘不答，以手指天，而以孙兒示奇曰：“至此非唯欲为功名，实是贪结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复相犯秋毫。”又求嫁女与世祖。
　　《通鉴·百二十五卷》
　　魏主凿瓜步山为蟠道，于其上设氈屋。魏主不饮河南水，以橐驼负河北水自随。饷上橐驼、名马，并求和，请婚。上遣奉朝请田奇饷以珍羞异味。魏主得黄甘，即啖之，并大进酃酒。左右有附耳语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应，举手指天，以其孙示奇曰：“吾远来至此，非欲为功名，实欲继好息民，永结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孙，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马不复南顾。”
　　奇还，上召太子劭及群臣议之。众并谓宜许，江湛曰：“戎狄无亲，许之无益。”劭怒，谓湛曰：“今三王在厄，讵宜苟执异议！”声色甚厉。坐散，俱出，劭使班剑及左右排湛，湛几至僵仆。劭又言于上曰：“北伐败辱，数州沦破，独有斩江湛、徐湛之可以谢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异耳。”由是太子与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魏书·卷四下·帝纪第四》
　　甲申，义隆使献百牢，贡其方物，又请进女于皇孙以求和好。帝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使散骑侍郎夏侯野报之。诏皇孙为书致马通问焉。
　　《南史·宋本纪中第二》
　　十二月庚午，魏太武帝率大衆至瓜步，声欲度江，都下震惧，咸荷担而立。壬午，内外戒严，缘江六七百里舳舻相接。始议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楼极望，不悦，谓江湛曰：“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庶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在予过矣。”甲申，使馈百牢于魏。
　　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亥，魏太武帝自瓜步退归，俘广陵居人万余家以北，徐、豫、青、冀、二兖六州杀略不可胜算，所过州郡，赤地无馀。
　　《北史·魏本纪第二》
　　十二月丁卯，车驾至淮。诏刈雚苇作筏数万而济，淮南皆降。癸未，车驾临江，起行宫于瓜步山。诸军同日皆临江，所过城邑，莫不望尘奔溃，其降附者不可胜数。甲申，宋文帝使献百牢，贡其方物，又请进女于皇孙以求和好。帝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使散骑侍即夏侯野报之。帝诏皇孙为书致马通问焉。
　　
　　仕隐君曰：《北史》从《魏书》，以宋求婚于魏，《通鉴》从《宋书》，以魏求婚于宋。若宋果求婚于魏，田奇必有辞，《魏书》必载之以明。如《宋书》载魏主辞。《魏书》不载而《宋书》载之，魏求婚于宋明矣，温公是矣，延寿非矣。然太祖献百牢、贡方物，盖亦有之，乃魏主饷骆驼名马之回礼也。

 

　　史考十六：关于袁崇焕率部入卫京师的一则小考证
　　
　　 作者:大好河山在这里
　　
　　 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即公元1629年）十月，后金汗皇太极率军避开明军重兵驻守的辽东宁锦防线，首次绕道入关，直取明京师（今北京）。　　　　
　　　　在宁锦前线的明蓟辽督师袁崇焕闻警之后，马上统领明军昼夜兼程回援北京。各地驰援的明军与后金军在北京的广渠门、德胜门之外展开激战，北京城上的明军亦开炮助战，后金军攻势受到挫折，一度后撤。　　　　
　　　　其后，明崇祯帝召袁崇焕等入见，并将袁崇焕革职下狱，原因之一就是怀疑袁崇焕“致敌兵犯阙”。[1]明帝此举导致原袁崇焕部援军军心动摇，在总兵祖大寿的率领之下还师宁远。而代替袁崇焕统率诸路援军的满桂，后来与后金军在北京永定门外作战时战死。后金虽然获胜，却没有即刻攻城，而是撤离了北京。以上就是己巳年北京保卫战的简略过程。　　　　
　　　　据史籍记载，后金军与袁崇焕军在北京城外对峙时，北京城上的明人在“城上了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2]这或许成了有关袁崇焕引导“敌兵犯阙”的流言蜚语的来源之一。为什么会发生后金军与明军“嬉笑偶语,往来游戏”的事，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下面将作一考证。　　　　
　　　　明朝在开国伊始，即收编大量蒙古人入军东征西讨。[3]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庚戍之变，蒙古俺答部兵临北京城下，据说当时增援北京的明军，有的竟辫发抢劫，“患甚于虏”。[4]我怀疑，这些辫发抢劫的人就是明军中的蒙古人。明末后金在辽东称雄，明军更是收编大量蒙古人入军，以对付后金；而后金亦对蒙古诸部采取招抚的政策，联合与之掠夺明境。这就造成了明与后金交战时，双方的军队中均有大量蒙古人的事实。一位明军军官是这样评价明军中的蒙古人的：“我收养夷丁（指蒙古人），谓其善于攻战，可以御虏故也。孰知临阵不肯砍杀，反与奴（指后金人）讲夷语日：我本夷人，尔莫伤我，我无害尔，某处是南兵（指明军），使奴酋只向南兵攻击，夷兵径遁。”[5]　　　　
　　　　后金首次入关，亦有大量蒙古兵跟随作战，例如后金军在北京广渠门、德胜门与明军作战，均出动了蒙古兵。[6]反观袁崇焕坐镇辽东时就对蒙古诸部进行过招抚。[7]有史籍记载崇祯二年己巳之乱时，袁崇焕率“蒙古壮丁万余骑”回援，[8]可以肯定，在广渠门与后金对峙的袁崇焕部有大量的蒙古人。此外，在德胜门外防御的明军满桂部亦有蒙古人（满桂就是蒙古人）。　　　　
　　　　也就是说，在北京之战中，双方的军队均有蒙古人参战，而上述的蒙古人在临阵对敌时，很可能会出现象以往那样用夷语交流，互通声气以求自保的情况。北京城上的守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当然义愤填赝，甚至作出了过激的行动。明京师守军曾用火炮攻击城外的宁锦援兵；[9]而满桂军在德胜门战斗时，“城上发大炮，误伤桂兵几尽，桂创卧关将军庙中。”[10]　　　　
　　　　尽管明军在保卫北京之战中，很可能出现了个别临阵动摇的蒙古人，但袁崇焕仍然在广渠门之战中挫败了敌军。后金汗皇太极在广渠门之战后惩罚了参战的蒙古扎鲁特及喀尔喀部落首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1]　　　　
　　　　
　　　　[1]（明）计六奇著的《明季北略》卷五之《崇祯二年己巳篇》
　　　　[2]（明）张岱著《石匮书后集》卷第十一《袁崇焕列传》
　　　　[3]《明史》卷一零五至一零七之《功臣世表》
　　　　[4]《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九年八月辛未条
　　　　[5]《明清史料》癸编第三本，第二百一十页
　　　　[6]《满文老档》下册第九百六十至九百六十一页；《清太宗实录》天聪三年十一月辛丑条
　　　　[7]《明史.袁崇焕传》
　　　　[8]（明）张岱著《石匮书后集》卷第十一《袁崇焕列传》
　　　　[9][10]《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之《东兵入口》；《明季北略》记载崇祯曾经质问袁崇焕“杀毛文龙，致敌兵犯阙，及射满桂三事”，但，满桂军在德胜门外作战时被守城明军用炮误伤，又该由谁来负责呢？
　　　　[11]《清太宗实录》天聪三年十一月辛丑条

 

　　史考十七：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四书时异
　　　　
　　　　（义宁元年十一月）《新唐书·高祖纪》
　　　　十一月丙辰，克京城。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图籍。约法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者死。癸亥，遥尊隋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为皇帝。
　　　　《隋书·炀帝纪》
　　　　（义宁元年十一月）十一月，丙辰，唐公入京师。辛酉，遥尊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
　　　　《旧唐书·高祖纪》
　　　　（义宁元年十一月）十一月丙辰，攻拔京城。卫文升先已病死，以阴世师、滑仪等拒义兵，并斩之。癸亥，率百僚，备法驾，立代王侑为天子，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大赦，改元为义宁。
　　　　《资治通鉴·百八十四卷》
　　　　（义宁元年十一月）壬戌，李渊备法驾迎代王即皇帝位于天兴殿，时年十三，大赦，改元，遥尊炀帝为太上皇。
　　　　
　　　　愚按：此时待考。

 

史考十八：通鉴文辞小谬

　　 一、重秋
　　 秋，七月，辛亥，魏主如火山。
　　　　戊午，皇太子穆妃裴氏卒。
　　　　诏南郡王长懋移镇西州。
　　　　角城戍主举城降魏；秋，八月，丁酉，魏遣徐州刺史梁郡王嘉迎之。又遣平南将军郎大檀等三将出朐城，将军白吐头等二将出海西，将军元泰等二将出连口，将军封延等三将出角城，镇南将军贺罗出下蔡，同入寇。
　　 二、魏人为魏主
　　　　魏刘昶以雨水方降，表请还师，魏主许之；丙午，遣车骑大将军冯熙将兵迎之。　　
　　 《通鉴·百三十五卷·齐纪一》

 

　　史考十九：唐太宗为唐国内史、光禄大夫、京兆尹、元帅时、职诸书异
　　
　　《大唐创业起居注》
　　（义宁元年十一月）己卯，以隴西公爲唐王世子，改封燉煌公爲秦國公，四郎元吉爲齊國公。仍改太原留守爲鎮北府，總統山東諸郡。
　　义宁二年春正月……於是以世子爲左元帥，秦王爲右元帥，左右二府諸軍十餘萬衆，引于滻水之北。
　　《隋书·恭帝纪》
　　己巳，以唐王子陇西公建成为唐国世子，敦煌公为京兆尹，改封秦公，元吉为齐公，食邑各万户。太原置镇北府。乙亥，张掖康老和举兵反。十二月癸未，薛举自称天子，寇扶风。秦公为元帅，击破之。丁亥，桂阳人曹武彻举兵反，建元通圣。丁酉，义师擒骁卫大将军屈突通于阌乡，虏其众数万。乙巳，贼帅张善安陷庐江郡。
　　《北史·隋本纪十二》
　　（义宁元年十一月）己巳，以唐王子陇西公建成为唐国世子；敦煌公为京兆尹，改封秦公；元吉为齐公。太原置镇北府。乙亥，张掖康老和举兵反。十二月癸未，薛举自称天子，寇扶风，秦公为元帅击破之。丁亥，桂阳人曹武彻举兵反，建元通圣。丁酉，义师禽骁卫大将军屈突通于阌乡。乙巳，贼帅张善安陷庐江郡。
　　《旧唐书·高祖纪》
　　以陇西公建成为唐国世子；太宗为京兆尹，改封秦公；姑臧公元吉为齐公。十二月癸未，丞相府置长史、司录已下官僚。金城贼帅薛举寇扶风，命太宗为元帅击之。
　　《旧唐书·太宗纪》
　　寻与大军平京城。高祖辅政，受唐国内史，改封秦国公。会薛举以劲卒十万来逼渭滨，太宗亲击之，大破其众，追斩万余级，略地至于陇坻。
　　义宁元年十二月，复为右元帅，总兵十万徇东都。及将旋，谓左右曰：“贼见吾还，必相追蹑。
　　《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列传·隐太子建成》
　　二年，授抚军大将军、东讨元帅，将兵十万徇洛阳。
　　《新唐书·高祖本纪》
　　十二月癸未，隋帝赠唐襄公为景王；仁公为元王；夫人窦氏为唐国妃，谥曰穆。
　　以建成为唐国世子；世民为唐国内史，徙封秦国公；元吉为齐国公。
　　《新唐书·太宗纪》
　　义宁元年，为光禄大夫、唐国内史，徙封秦国公，食邑万户。薛举攻扶风，太宗击败之，斩首万余级，遂略地至陇右。二年，为右元帅，徙封赵国公，率兵十万攻东都，不克而还，设三伏于三王陵，败隋将段达兵万人。
　　《资治通鉴·隋纪》
　　（义宁元年十一月）己巳，以李建成为唐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为齐公。
　　（武德元年春正月）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馀万人救东都。
　　《资治通鉴·隋纪》
　　（义宁元年）十二月，癸未，追谥唐王渊大父襄公为景王；考仁公为元王，夫人窦氏为穆妃。
　　薛举遣其子仁果寇扶风，唐弼据汧源拒之。举遣使招弼，弼乃杀李弘芝，请降于举，仁果乘其无备，袭破之，悉并其众。弼以数百骑走诣扶风请降，扶风太守窦璡杀之。举势益张，众号三十万，谋取长安；闻丞相渊已定长安，遂围扶风。渊使李世民将兵击之。又使姜謩、窦轨俱出散关，安抚陇右；左光禄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府户曹张道源招慰山东。孝恭，渊之从父兄子也。
　　癸巳，世民击薛仁果于扶风，大破之，追奔至垅坻而还。
　　《唐会要·京兆尹》
　　義寧元年五月十五日。改隋京兆郡為雍州。以別駕領州事。以韋讓為之。
　　
　　愚按：徙敦煌公为秦国公，诸书同，拜唐国内史，见于《旧唐书》，欧阳书因之。拜京兆尹见于《隋书》，《北史》、《欧阳书》、《通鉴》因之。拜光禄大夫见于《欧阳书》，它书皆无，未知永叔所据。为元帅见于《隋书》、《北史》、《旧唐书》，《欧阳书》、《通鉴》作右元帅，实为右元帅，唐人作史尊以元帅耳，刘氏不察，因之，谬也。
　　拜诸职徙秦公，《起居注》为己卯，《隋书》为己巳，《北史》、《通鉴》因之，仍为己巳，未知孰是。
　　拜右元帅，《隋书》为十二月，《北史》、《旧唐书》因之，皆为击薛举时，旧唐书载十二月徇东都。《起居注》为义宁二年正月，《欧阳书》、《通鉴》因之。《旧唐书》载隐太子建成二年为东讨元帅徇东都，太宗也于当时拜右元帅同徇也。击薛举，不致拜左右元帅，可见《旧唐书》，自抵难解。《起居注》、《欧阳书》、《通鉴》是也。

 

　　史考二十：西庄年、诗卷数诸传异
　　
　　西庄传记见钱詹事大昕《西沚先生墓志铭》、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王鸣盛传》、王昶《春融堂集卷六十五·王鸣盛传》、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四·王鸣盛传》、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王西庄先生事略》、《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儒林二》、《清史列传卷六十八·儒林下》。
　　言西庄年七十六者，《征存录》、《清史稿》、《清史列传》也。言七十八者，《事略》、《师承记》也。《墓志铭》言嘉庆二年十二月二日捐馆，言春秋七十有六乃目疾愈时、《春融堂集》未明言卒岁，但言嘉庆二年十二年殁于苏州。《事略》、《征存录》也言卒于嘉庆二年十二月，《清史稿》、《清史列传》因袭前人，未详考，亦言卒于嘉庆二年，年七十六。《师承记》未明言卒岁。
　　愚按：西庄卒于嘉庆二年诸传无异，主要事略，《墓志铭》言年十七，嘉定县屡占第一，乡试中副榜，乾隆十二年，中江南江乡试，十九年，会试及第，二十三年，试翰林第一，二十四年充福建正考官，未蒇事，即有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之命，二十八年，丁内艰，去职归里。《春融堂集》、《事略》言二十一年翰林第一，三十四年考试差第二，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征存录》，但言十九年成进士，其余事略总述未明言确岁。《事略》言二十一年，大考翰林第一，三十四年典福建乡试。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清史稿》《列传》，简，不足据。钱詹事乃西庄女弟，又有异姓轼辙之谊，铭中言“王琴德（昶）谓以才辅学，以韵达情，粹然正始之音，非虚矫恃情者所及。”盖詹事也见琴德西庄传也，王氏所言三十四，或传抄误，或王氏误，误而正之，詹事其著西庄事略可信也，李元度盖从琴德误也，事略有言“大抵以才辅学，粹然正始之音也”，见于王昶所言，其二十一年翰林第一也从昶误。诸传皆无著生年，也无年岁与纪年同著。窃以为，西庄卒于嘉庆二年十二年，明矣，春融堂集言卒于七十八，詹事见之而不正，因其实也，它传七十六之误，盖误詹事言眼疾愈之年为西庄卒之年乎？《师事记》大体事略与詹事同，亦言卒年七十八。它传之谬明矣。
　　西庄诗集卷数：詹事《墓志铭》言二十四卷，《春融堂集》言四十卷，《征存录》、《师承记》言二十四卷，《事略》言耕养斋诗文集四十卷，史稿，列传，因袭，复言四十卷。詹事见王昶《西庄传》，正以二十四卷，钱林见昶言正以为二十四卷，皆是也，它传不考，因王昶言，误也。钱林《西庄传》言“王敞”误，敞为昶也，或传抄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