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做11：00—12：00的直播，谈选择恐惧症。记得在张柏芝和刘青云合演的一部电影《购物狂》里张柏芝扮演一个购物狂，而刘青云则是一个欢迎严重的选择强迫症的人。今天在直播时提及，主持人说她印象中连最后选择女朋友结婚也是相当的纠结。生活中类似的选择强迫症患者少有，但是面对选择纠结的人可是大有人在，暂且称这个群体为存在选择障碍的一类人。

          面对on sale 打折扣或者限时抢购，很多女性都难免冲动消费，有一些会挑选出来一堆衣服但又出于各种原因不能全部买下，于是选哪一件呢？不要哪一件呢？真是个问题！

         其实生活中类似的选择问题还有很多，想起冯小刚的催泪电影《唐山大地震》里的场景。

这样的事情落到谁的头上，永远都是一场噩梦，事关爱的天平，生命的公正性，即使在道理上可以讲得通，但是感情上难以接受。然而把选择倒过来，你是被幸运地救起的一个，你对于被放弃的亲人难道就没有永久的愧疚和伤痛？这是上帝和魔鬼合谋对我们人类常常玩的一个游戏，因为这个世界总是在做出选择，绝对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同样幸运的待遇，总要牺牲和放弃一些人，让另外的人得到更好的命运。只是这样的残酷抉择由亲人来承担罪人和苦人的罪名。

          所以人类从小就要学习在二难选择的困境中适应残酷的遭遇，取和舍，得与失，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更要学习对于命运的观念，有谁可以超越得了“命运”的制约？最大的难题应该是选择的主角，假如你是那个妈妈，你难道会比你的妈妈做得更好？某些时候，死亡比生存更幸运，一死百了，从此不必再有肉体与精神的折磨，虽然面临死亡时很恐惧；但是让你一辈子都活着而必须承受灵魂的拷问，作为处分生死决定权的妈妈，你何堪以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恶作剧的处境总是把上帝的权力交付给我们这些弱小无力的小人物来处分，我们担当了一个本该由上帝来做决定的角色，我们会因此感到更痛苦。最简单的难题就是：当侵略者抓住你的儿子和另一个你正在掩护的别人的孩子，你必须带走你的儿子，让不是你的儿子的那个孩子被处死，你怎么办？你的自私应该是合理的，但自私以后我们将怎么面对一生的反思？你会永远觉得是你亲手杀死了别人交托给你的儿子。但假如你选择了自我牺牲，妈妈的痛又何堪以当？上帝啊，怎么你的考验是那么的残酷和艰难？该死的二难选择！

        其实在当代这个世界，每一个人经常都面临着得失取舍的艰难选择，当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可以选择的项目太多，而我们都比较贪心，我们拥有的东西太多而超过了我们拥有的能力，物质过剩，财富数目字化，美丽泛滥，享乐无边，什么都不想失去，金钱财富，事业成功，家庭亲情，身体健康，悠闲生活，娱乐享受，精神寄托等等，每一样都重要，都不想放弃，一生追求，断难割舍。千姿百态，无非都是重复的占有，就想全部得到，万事都想胜意，欲望奢侈。但是世界的规则就是这么严峻：没有舍弃则没有取得，无失则无得，因此在当代，学会舍弃比学会取得更重要。首先要学会了有限的取得的观念，你才会从容而无愧地轻松放低。命运注定我们不可以得到所有的好处和万事如意，你要得到一点珍贵的东西，上帝就要剥夺你另外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任何好事都是有残酷的代价的，这就是生存哲学的首要问题。当代中国人最大的观念问题就是总是期待“万事如意”。

        中国古代最早提出二难选择难题的哲学家是孟子，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他还设计了一个乞丐的难题，乞丐面临饿死，眼前有人对着他发出侮辱性的吆喝，你爬过来，给你吃的！是尊严重要，还是生命重要？它的答案是：君子不吃嗟来之食！中国人是一个道德至上的民族，至高无上的道德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构成了严厉的道义强迫症。但是中国人也是一个讲究实际利益的现实主义者，韩信甘受胯下之辱，而避免了杀人坐牢的困局。中国人就用韩信后来的成功来给所有人同样的选择信念做出心安理得的心理认同。韩信的观念和孟子的观念其实是严重对立的，但是中国人更多地站在了韩信的一面。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走的都是韩信的道路，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宁愿跪着生，不愿站着死。举世都是小人，君子只如凤毛麟角。多少奴颜卑膝的林冲委曲求全难得糊涂忍隐低头，去换取一生的苟且平安！于是中国的道德主义就愈加变本加厉的严峻，二者永远水火不容。至少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理性的解决办法。

         西方人同样会面临着中国人一样的二难选择难题，但是他们处理问题有不同的文化态度和智慧。18世纪的哲学家康德提出了著名的“二律背反”命题，是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为正确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康德认为，由于人类理性认识的辩证性力图超越自己的经验界限去认识物自体，误把宇宙理念当作认识对象，用说明现象的东西去说明它，这就必然产生二律背反。康德将二律背反看作是源于人类理性追求无条件的东西的自然倾向，因而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解决办法是把无条件者不看作认识的对象而视之为道德信仰的目标。斯宾诺莎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规定就是否定。”斯氏的这个命题所提示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对于具有无限性的实体来说，在质上对它的每一种确定，都必然意味着对其无限性的限制，因而意味着否定。斯宾诺莎曾经把无限性比做一个圆环。因为一个线段当它构成封闭的圆圈时，是既无起点也无终点， 因而在质上是无限的（尽管它在量上是有限的）。而其它任何一种开放区间的线段，则无论在量上可以延展多么长，但在质上总是受到起点和终点的规定，因而是有限的。

         因此，任何具体的一个二律背反或者二难选择问题都是有具体的规定性的，是有条件和有开放性的，不应用绝对的简单的逻辑来规定它。于是西方人设计出不在困境中被自我封闭的方式，让具体的难题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具有解决的策略可能性。甚至暂时用巧妙妥协的方式保持正义的尊严继而寻找新的出路，也要比被强迫在道德的困局里承受折磨要强。而无论是孟子还是韩信的问题，都不是只有在眼前二者必选其一的选择题，还有没有第三、第四甚至更多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