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市场上看到一件“大明宣德年制”的青花五彩碗。碗口外撇,直径18.3厘米;碗高约8厘米;圈足高约1厘米,直径约7.5厘米.
碗内口沿青花书一圈梵文装饰,碗内底绘五彩(斗彩)莲池水禽图,共绘三丛花卉,两只水禽.其中一只在水面飞翔,一只在空中飞翔,并作回首寻找同伴状。两禽均用釉下青花绘双翅轮廓,再用釉上黄彩、红彩填色,形成斗彩效果。立体感很强。碗外上部用青花绘五条飞龙,正追赶云团。下部五彩绘莲池水禽图。圈足青花绘海浪。碗底双圈内直书“大明宣德年制”楷书款。
碗内外白釉均白中闪青。青花绘龙纹和内书梵文均有混散效果。放大镜下观察,釉上五彩釉厚处明显开片。大气泡稀疏,中小气泡较密集。中气泡里,夹杂很多染有红色的破裂气泡和死亡气泡。聚釉斑中,也有破裂气泡。
宣德年间有无青花五彩瓷器?我感到很疑惑。回家查找到李辉柄先生的有关论文,知道宣德时期确有青花五彩瓷器。
此外,我查到《收藏家(1996年2月号总第16期7-9页)》杂志刊载了故宫博物院专家吕成龙的<明正统斗彩鸳鸯卧莲纹碗考辩>,一文,结合西藏萨迦寺藏明宣德斗彩鸳鸯卧莲纹碗(有图)和江西景德镇珠山正统地层出土明正统斗彩鸳鸯卧莲纹碗实物(有图)、元代青花同类题材碗等,并引用《明实录》文献记载的明正统元年,浮梁民陆子顺一次就向北京宫廷进贡瓷器五万余件,对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件原定为成化年制明正统斗彩鸳鸯卧莲纹碗进行了考证,为其从新断了代,正了名.
这些资料让我增强了信心,将其收入了囊中。
对照西藏萨迦寺藏明宣德斗彩鸳鸯卧莲纹碗,我发现我这件碗几乎与其构图、文饰完全相同(没有看到碗内绘图)。而且都有梵文装饰带。因此,我认为,这件藏品应为西藏萨迦寺藏明宣德斗彩鸳鸯卧莲纹碗的同窑产品。只是我这件青花出现了晕散,而西藏萨迦寺藏明宣德斗彩鸳鸯卧莲纹碗那件的青花文饰、文字都清晰,没有出现晕散现象而已。
下面是这只碗的图片,欢迎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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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津门现收藏重器——宣德青花五彩碗
A-A+2014年6月5日08:46人民网评论
全国著名陶瓷鉴定专家丘小君先生在天津意外发现宝物
天津北方网讯:5月31日,全国著名陶瓷鉴定专家丘小君先生在天津的一次民间“鉴宝”活动中,意外发现一件宝物:明宣德青花五彩巨型大碗。这件器物极其罕见,价值不可估量。
这只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巨型大碗由本市一位企业家李先生收藏多年,经仔细鉴定,丘小君先生确认是在明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产品,为当时朝廷给西藏寺院的赏赐品,后流失在民间。历经辗转,李先生偶然得之,十分爱惜。
明宣德青花五彩巨型大碗
藏品直径42cm,高19cm
,圈足直径20cm,大碗通体以青花五彩为纹饰,内壁口沿装饰有一圈青花梵文,外壁口沿绘有五条青花云龙。圈足外墙绘有一周青花海水。大碗的腹部主体纹样是鸳鸯莲池。先入窑形成青花,后进窑烧制五彩。因烧制年代国运兴盛,用料考究。圈足内有规整的“大明宣德年制”青花双圈楷书款。
丘小君先生对此次来津能够发现这样一个稀世珍品感到非常兴奋。他介绍说,明代宣德年制青花五彩鸳鸯纹瓷碗,曾在西藏萨迦寺发现两只,被定为国宝,目前对青花五彩的研究和鉴定都引自于此。此外在景德镇明代窑址出土过一只同样纹饰的破损瓷盘。而在天津发现的这只碗体型巨大,造型、纹样、色彩和款识都具典型的宣德瓷器风格,而且整体保存完整,实属目前所知的民间收藏的宣德青花五彩瓷器的罕见之作,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丘小君先生从事陶瓷文物鉴定工作30余年,师从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耿宝昌先生,花费7年时间协助其完成了《明清瓷器鉴定》一书,是香港著名收藏家学会“求之雅集”的董事和陶瓷鉴定顾问,还兼任海内外多家拍卖行、博物馆的征集顾问。
得知自己收藏的这只碗是传世真品,李先生也难掩兴奋。至于将来是否拍卖还是继续收藏,李先生说还没有决定。
下面是李辉柄先生的文章。
略谈未被认识的宣德五彩与青花釉里红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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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辉柄
http://img.qkzz.net/images/m/yssc/451208-4.jpg左为江西景德镇珠山出土器
下为西藏萨迦寺藏品)
宣德五彩色彩丰富,呈色浓艳,除青花外有红、黄、绿、紫、白、黑等多种,而每种色彩又有深浅不同之分。如红有深红与浅红,黄有深黄与浅黄,紫有深紫与浅紫等的变化。这应当是宣德五彩有别于斗彩与以后的嘉、万五彩的一个最大的特征。
西藏萨迦寺收藏的五彩鸳鸯莲池碗与景德镇明珠山御窑厂出土的宣德斗彩盘(考古目录中称斗彩),显然与上述宣德五彩在色彩效果上明显不同。从这些宣德五彩的色彩丰富,呈色浓艳以及各种色彩深浅之变化上看,正是文献中所记载的“堆垛深厚,华若云锦,绚丽悦目”的宣德五彩。因此,这些未被认识的五彩瓷器,才是真正明人在文献中提及的宣德五彩瓷器。
笔者认为宣德五彩如何定位,判断其真、伪,就成为当前国家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因此,在鉴定领域有几个重要问题是值得研究与探讨的。
第一,“未见过”的依据需要考虑
明、清瓷器的断代的科学依据,主要是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为标准器,用“类型学”的方法排比出来的。然而,带年款的官窑瓷器多为传世瓷器,这就不可避免地给我们的鉴定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尽管鉴定家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甚至是无可替代的,但它总是有限的。因此,鉴定家的“未见过”会常常被作为自己鉴定时的依据是需要考虑并加以纠正的。
第二,以青花原料为断代依据要加以分析
断代青花瓷器,青花原料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过去一向认为宣德以前的青花瓷器,是用进口的“苏尼勃青”料绘制的,成化以后用的是国产青料。特别是宣德的青花瓷器更强调是用进口“苏”料绘制的,尤其是对那种典型带“大明宣德年制”的官窑瓷器尤为如此。通过对带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宣德青花瓷器分析发现,宣德青花瓷中有部分瓷器不是用“苏青”而是用国产青料绘制的。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提供的大量宣德青花官窑标本进行了测试,其结果为高锰低铁的国产青料。同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御窑遗址宣德层中,发现了书有“乐一号”“乐三号”“乐□号”的江西乐平产的青料(陂塘青、平等青)试料盘(照子),这充分说明宣德已试验并使用国产青料的事实。在传世的宣德官窑青花瓷器中,也为数不少。
第三,文物的“多少”不应作为断代的标准
文物“以稀为贵”常常被鉴定家们视为一个重要标准,然而,某类文物多了,往往就不管它在历史与艺术上的价值如何,自觉不自觉地降低其价值。某些文物曾在一时间大量出现,然后又突然消失,然后再大量出现时就会被人们怀疑而视为“膺品”。在任何环境下,真与假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采取“类型学”排比的方法进行排比研究时,既要把它们与过去所看到的真品相比较,同时更要把它们与景德镇的新仿品相对照,进行深入的研究。正如《饮流斋说瓷》在说疵、伪一节中说:“物有纯,必有疵,有真必有伪。知其纯者,真者,而不知其疵者,伪者,非真知也。”因为把它们与其真者相比,可能视为“伪”;与其伪者相比可能视为“真”,这两者不能偏待。然而在过去,我们在多数情况下,只与其真相比,不与其伪相对。这就像《饮流斋说瓷》所说的那样:“知其纯者,真者,而不知其疵者,伪者,非真知也”,这样对比的结果并非是正确的。
第四,走科学鉴定之路刻不容缓
古代瓷器是历史的产物,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传世下来的以及出土的各个时期的瓷器上,必然要打上它的时代烙印。为了科学地进行断代,必须要与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历史相联系,因为不懂得历史就无法对历史文物进行鉴定。除此之外,还要学习陶瓷烧造工艺技术、陶瓷美术以及陶瓷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因为这些都是形成陶瓷器不同时代特征的重要因素。所谓搞鉴定并不要求有多高学问的看法是错误的。现在对鉴定家和文物工作者必须提出更高的要求,要具有渊博的学识与丰富的知识。为了解决新形式下所面临的问题,提高鉴定能力,走科学鉴定之路,刻不容缓,因为探索与发现仍在继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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