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同住一个病房的丁老师，是嘉善人，退休后迁住到杭州，比我父亲小两岁，今年也七十一岁了。这次是他第三次住院“吃刀子”了。第一次是白内障开刀。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你几乎看不到他眼睛中的黑，白天黑夜在全天候空调伺侯的病房里，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他独自厕所，或到走廊上走一走，使用的不是眼睛，而是耳朵。所以他缓慢地行走时，总是侧着头，用右耳摸索着路况。第二次是胆结石开刀。这次是前列腺增生，需要开刀。动手术的前夜，清肠；第二天下午，他被推进手术室。但不一会儿，丁老师又被推了出来，听说有一个检验指标有问题，怀疑是肿瘤，需要穿刺作进一步的诊断。这样他又在病房中多呆了一些时间，最后和我父亲在同一天作手术。丁老师得知这个情况后，竟哈哈大笑，说自己都七十多了，在人生的道途上，还有什么不能面对呢？他依旧高高兴兴地摸出去走走，和人聊聊天。

丁老师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老家，小女儿在杭州，但生活在这个繁忙的现实世界里，谁都有着不便言说的繁忙。父亲在邵逸夫医院住了二十多天，我每隔三四天就去陪上一天一夜；却只有一次见到丁老师的小女儿，是一个双休日的晚上，呆了将近一个小时，和丁老师聊了聊活着什么叫钱多？什么叫钱少？她认为够用就行了。另外，在丁老师第二次清肠的晚上，他的小女婿也来一次，他左手夹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右手举着手机。这时候丁老师已灌过肠，正在厕所间。他在病房停留的毛十分钟里，我听他至少打或接了七八个电话。果然是个忙人。丁老师告诉他自己没事，叫他快过去吧。于是他就脚步匆忙地走了。只有在白天，丁老师的老伴就来陪伴他；他老伴患有糖尿病，没有力气做什么事，就陪着老伴边织毛衣边闲聊些家事。到了傍晚，老伴就回去了，所以即使是护士要求有家属陪伴的手术前夜，丁老师也是乐呵呵地一个人度过的。

每天清晨，当老伴走进病房时，是丁老师最最快乐的时候，因为他又能听到很多有关小外孙的消息了。老伴来到医院后的头等大事，就是一五一十地叙述小外孙昨天又去什么游泳馆游泳了；小外孙昨天又去少年宫学航模了，怎么怎么玩得起劲；小外孙昨天又去学萨克斯管了，吹起来怎么有模有样的；小外孙昨天写了篇作业，是讲去什么什么食堂吃饭，说味道不错，价格太贵……在老伴的叙述中，时不时地响起丁老师开心的笑声，并“骂”上一句小外孙。我知道，这“骂”是丁老师对外孙的疼爱的高度浓缩；就像爱吃甜食的人，吃到一颗特甜的糖果，不免要喜滋滋地叫一声：这世上居然还有这么甜的糖果。这样的清晨，是丁老师独自熬过一夜之后的幸福之源、快乐顶点。坐在父亲的病床边，我也常常被丁老师的这种快乐着儿孙们的快乐所感动。这是一个多么慈祥、可怜的老人，他从不对别人要求什么，却默默地奉献着自己全部的爱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