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工人日报》2006年9月15日

父亲住院的第二天，我赶去陪夜。下午三点半从半山出发，折腾到萧山人民医院，已经五点半多了。在九楼神经内科我找到父亲的床位时，只见父亲病恹恹地缩在一片洁白色中；他挣扎坐起来，被我按住了。我叫了声父亲。本该随叫声而来的很多言语，当着父亲的面竟一个字也说不出口。父亲忽然老眼一红，眼眶里泛起了些许湿润。他以前不是这样的。昔日的父亲犹如一座高山，让我们后辈敬仰不已；却不知高山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暗自泪落的时候。我坐在父亲的病床上，双手捧住被针头扎得黑青的父亲的右臂，慌忙地小声说，爸，您别……

二哥买饭回来了，见我到了，又匆匆下去给我买饭了。我们兄弟仨，唯有他在父母亲的身边，真是辛苦他了。二哥和我服侍父亲吃饭。父亲喝了几口二哥特地从外店里烧来的三鲜汤，扒了几口饭，就放下了筷子。满嘴苦涩的父亲，吃什么都没有味道。我和二哥匆匆地吃了晚饭，二哥打来水，我给父亲洗脸，汰脚；把床摇到原来的位置，服侍父亲躺下。二哥去还外店的汤盆。等他回来，问我给父亲服药了吗？我说没有。二哥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心头一惊，不知为什么竟没有听到？二哥利索地给凉水杯里兑上热水，找出药，服侍父亲服下。我怯怯地站在一边，心里愧疚极了；直到父亲要卫生间，我扶着他去时才有些释然。

傍晚，姐姐姐夫和外甥来了；不一会儿，大哥大嫂也来了。病房里一下子热闹了，大哥二哥和姐夫出去抽了几支烟，在父亲催过几次之后，将近八点半时才离开。病房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除了病人和陪夜者。父亲在中床，右床是一位瘫痪了五年的病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张着嘴巴，吃喝拉撒饿痛……反正一切需要用语言来表达的，他都用一种近乎于哭嚎的声音来表达。服侍他的是一个中老年妇女，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实在确定不了她的年龄，估计是病人的女儿吧。但她直呼病人的名字。后来才知道是妻子。她喂他藕粉与米粉泡的食物，喂他水，给他翻身，给他接尿接屎，给他擦身，用手抚摸那张扭曲的脸来安慰他，某某某，别吵了，大家要睡觉了……听着她清丽而又明亮的声音，瞧着她温柔的动作，我很难相信这个女人已经服侍她丈夫五年多了。我的心里满是敬佩。

左床是一位农村老太婆，能说会吃，但不可以坐起来，更不用说下床了。她由她的老伴服侍着，她的老伴高高瘦瘦的，耳朵有些背，老喜欢叹息，嘴里发出啊呀、啊呀的长叹声，一脸苦相。将近九点的时候，他们的小儿子来了。很老实的样子。他还带着了他们的孙女，四五岁的样子，叽叽喳喳的。一会儿，他们的小儿子走了，留下了那个小女孩。原来他要去上班，他老婆又没下班，小女孩没人看，只好送到病房里来了。晚九点，病房里准时熄灯，我打地铺。那个小女孩和爷爷也打地铺。小女孩对陌生的病房很新鲜，根本不要睡，一会儿吃水果，一会儿喝水，一会儿又要上厕所；老头刚有些迷糊，就被老太婆千呼万骂地叫起来，去服侍小孙女，服侍完小的又服侍老的，老头慢吞吞地做事情的同时，一声声地叹息，啊呀――啊呀――我听到了其中的声音：苦啊――苦啊――

右床的女人躺在自备的折椅里，双脚搁在医院的方凳上，她就半坐半卧在她丈夫的身边。她的丈夫忽睡忽醒，睡时鼾声如雷，醒时一声声地“哭嚎”，一刻也不停的。比起鼾声来，我觉得那哭嚎声更令人心寒。病房里的灯熄了，但玻璃窗外走廊的灯光渐渐地亮到了里面；在两边夹攻的噪声中，我越躺越清醒。但我静静地躺着，在暗光中注视着父亲的床铺，听到任何细碎的动静，我都会坐起来，问父亲要不要上卫生间？要不要喝水？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点水果或饼干？父亲只是摇头，只到了凌晨喝了一杯水，他感到身上热燥，清晨我给他测体温，有 38摄氏度。

我一夜无眠，天一亮，就卷起地铺，把硬板纸藏到卫生间。父亲要小便了，我扶他过去。然后打水给父亲洗脸，找不到牙膏牙刷，我从口袋里掏出绿箭口香糖，给父亲一块，自己一块，我再三再四地告诉父亲，口香糖只是嘴里嚼嚼的，千万别咽下去呵！父亲点点头，但我还是挺担心，怕他老人家被失忆搞糊涂了。接着，我下去买粥，父亲想吃粥，他说大哥昨天特地买来的片儿川难吃。唉，喜欢在家一样喝粥的父亲，今天还有点发烧，还有炎症，他连了五毛钱的稀粥都厌多了。左床的小媳妇一大清早就赶来了，当着公婆的面把丈夫骂了一通，怎么可以把女儿送来医院呢？再说今天幼儿园还要不要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