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今用

   前不久，台湾“中央社”报道了河南漯河市民学习《说文》的消息。漯河市要求全市展开“读《说文》、识繁体、解汉字”活动。这是一项很具创意的文化活动。《说文》是《说文解字》的简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字典，成书至今已1,900多年了。这部字典开创了按部首排列、从形音义三个角度解释汉字的体例，成为汉字研究的圭臬，被研究者们奉为圣经。

   《说文》作者许慎，籍贯汝南召陵，即今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漯河出了这样一位文化伟人，自然是这个城市的骄傲。第一，现代漯河人读一点家乡古代人的语文著作，增进对自己城市文化的了解，出于乡思，出于实用，都说得过去；否则，你如何如数家珍地介绍自己的身世、证明自己的文化身分？别人不知道老舍、不读老舍作品犹还可，老舍的后嗣却不能一点不知，老舍公子舒乙放弃原先的专业，转而为弘扬父亲的业绩做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世人赞赏。我这样说不是要求人人子承父业，而是说后代对于前辈不能一无所知。第二，相信读书人案头都会有几部字典词书。提倡读《说文》，无非是提醒文人身边多放一本《说文》而已。

    那么，澳门人要不要读《说文》？我看悉听尊便吧。汉字是现今世界唯一尚存的表意文字，可以透过字形寻求字音、字义，领略汉字的文化意蕴。学习汉字最好能寻求到字的理据。找到字的理据，也就找到了字义的源头，找到古人造字的思维程序和审美标准，并且从字中窥视当时的社会生活。可以说，《说文》上接古文字，下连今文字，是现存字书中能找到汉字理据的较系统、较可靠的一部。

“莫做历史罪人”之警钟

    又据中央社5月4日报道，台湾抢救国文教育联盟召开记者会，东吴大学教授刘源俊表示，语文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授课时数必须高于其它课程。他说大一学生回答问题常常言不成辞、文不成章，问题非常严重。他直指国文课时数减少可说是“文化小革命”，政府会成为历史上的罪人。抢救国文教育联盟发起人公孙策说：“中国变强大，连老外都在学；台湾有中文优势，‘教育部’反而减少国文授课时数，弱化优势，是‘愚蠢的政策’。”这则新闻如果抹去台湾二字，好似说的是澳门的现实。澳门回归十年多，十年前爱国爱澳人士为中文获得官方地位奋力争取，历经艰辛。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中葡谈判中确定中文加入澳门官方语言行列，改变葡语独霸天下的垄断地位；1997年，更加突破重重阻力，澳门大学创立了中文学院，中文学院的成立具有标志性意义，新华社通稿昭示世界各地。1999年澳门回归，必然的逻辑是中文进入大展拳脚的年代。然而谁也想不到，回归后澳门大学不明不白地撤销中文学院，轻而易举地做了葡萄牙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一位政治学学者说，这是典型的后殖民主义现象。

    时至今日，澳门的立法和司法依旧不能实现双语并重，更不要侈谈中文为主导。“葡式中文”充斥于政府公文、法律档中！中文教育的目标之一是改变学生“言不成辞、文不成章”的状态，更深层次的要求则是领会民族文化的精髓，培养爱民族、爱国家的感情，学会为人处事的道理。中华文明中那么浩瀚的国学珍宝全都寄放在国文教育之中。目光短浅者以为国文教育不过是“文从字顺”的教育，殊不知国文教育其实包含了品德教育、礼仪教育、历史传统教育、民族自豪感教育以至人才教育等等在内，诚如台湾教授所言：“语文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授课时数必须高于其它课程”，“国文时数减少可说是‘文化小革命’，政府会是历史上的罪人”。台湾教授的这一番言论是否值得特区政府掌管文教的官员们参考呢？

为中文教学拨乱反正

    香港《明报》5月12日刊登一篇特稿，以“港生中文差教院助拨乱反正”为标题指出，城市大学曾研究香港、上海及广西等三地大学生的中文能力，发现港生在三地的比较中最“水皮”。据此香港教育学院新近增设语言信息科学研究中心，目的是研究改善学生语文的教学方法，助学生拨乱反正，为升格大学铺路。该中心总监邹嘉彦批评，现时学校教中文的方式以课程发展出发，并非由学者角度设计课程。他将透过两个语言实验室评估不同年龄学生的语言能力，并定出各年龄层的学生的学习中文字数、差异标准等；又会用古文强化中文教学基础，让师生了解古文字的用法和分清语境。

    这则消息对澳门的语文教学应当有所启示。第一，澳门基本上是关起门来教语文，不愿意也不熟悉采用科学的调查方法开展专业研究，也不善于运用数据统计方法进行城市之间的比较。第二，“语言实验室”的概念在澳门尚未形成，学生掌握的中文字数、差异标准从无科学数据。数年前香港举行两岸四地文字会议，港、台、大陆都公布了本地“通用汉字”的数量以及数据得来的程序，澳门代表虽也报了通用汉字的数目，但回答不出数据是通过什么程序统计出来的。本来就没有进行过频率统计、科学研究的程序嘛，胡乱报个数字引来同行们暗地讥笑！第三，“强化古文”的意识淡薄，个别大学的中文课程竟然不开任何一门古文课程，没有古典文学，没有古代哲学，没有古代汉语，连古代历史也欠奉，更轮不到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以及诸子百家、四书五经了；传统的文字功底不具备，某些（不是全部）猜谜式的“新诗”却走火入魔，大行其道，流通甚广，把正在接受中华文化传统教育的青少年引入“潮语普遍、中英夹杂、忽略正字”的歧途。（《明报》特稿中的小标题）第四，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有它自身的操作规律。但在某些人眼中，任何人不经严格的专业训练都可以想当然地大谈语文问题和语文教育问题，担起指导语文工作、制订语言规划的重任，很少有如《明报》报道的按规律和科学精神办事。“以其昏昏，使其昭昭”，事情越办越糟糕。例如政府教育部门的主管人员发表关于繁简汉字的意见，竟然说繁体字与简化字的差别超过了葡萄牙语与西班牙语的差别，应当分辨两者的差异，不可混淆。殊不知葡萄牙语与西班牙语差别再小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应当区分；繁体字与简化字差别再大也同属一种文字，可以“繁简由之”！这里存在着民族认同、国家统一的问题，开不得玩笑！专家学者发表的意见大多被抛掷一旁，没有政府部门加以搜集、研究，更极少见到政府部门反馈。在研究澳门法律语言的讨论会上很难见到法务部门的长官前来听取意见。回归前有人曾就导游的不同语种的能力问题进行过实地调查并提出数量指标和培养途径，一直以来无人过问；十年后立法会某议员提及缺乏不同语种的导游一事，当局才加以报道，但报道后也不见采取什么措施。笔者由此想到，管理澳门语文教育工作的政府部门不妨以香港为榜样，学学他们如何运用现代化的方法研究语言问题和语文教学问题。

   如此说来，澳门的语文教育也有拨乱反正的必要。

（文/焦淑人  九鼎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