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观和五行配列，在中国的形成和传播源远流长，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是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历代帝王信奉“天人合一”学说，他们驾凌神州，治理天下的最终理论根据是“奉天承运”。他们是“天子”，至少在名义上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要“上合天理”的。既然“天有五行御五位，所以生万物”，那么，五行观就必然为统治者所尊崇。如本文开头所说的社稷坛，为帝王祭神之所。社、稷乃土、谷之神。国家礼制规定“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周礼·春宫大伯》）。社稷是国家政权的标志和代名词。历代王朝立国必先立社稷；灭人之国，必毁其社稷。社稷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构筑就要十分讲究了。据《春秋之义》记述：“天子之社稷广五丈，以五色土筑之，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中间）冒以黄土”。这既象征着“封土立社，示有土地”（《白虎通义·社稷》），也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意；同时，还包含着祭祀五色之帝、五行之官的用意。《左转·昭》：“五行之官”，即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分别主木、火、金、水、土之官；五官乃以五色显，所以社稷坛既是祭土谷之神，也是祭五行之官的。由于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才使五行学说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中处于显要的地位。

    其次，中国古代宗教对五行说的传播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中国古代宗教主要是道教和佛教。东汉以后，儒学也称“儒教”，于是便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儒道佛三教并存的局面。虽然三教在教义和学术观点上有许多不同，但在阴阳和五行学说上却没有分歧。后世的道教更为明显。道教徒们观天象，审地气，计运数，卜未来，基本的常用手法就是五行和阴阳学说，以至于“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凶吉，依此为法”（《旧唐书·吕才传》）。道教讲五行，还特别强调相生相克的关系，这实际是讲矛盾的对立统一和转化，符合辩证法，所以被人们认可，就有利于道教教义和五行说的传播。佛教不否定阴阳和五行说。在佛教经典中，以五概括的名词概念比比皆是。如：佛经讲尊“五祖”，明“吾宗”（大乘五宗），分“五乘”（五种教派和教法），讲“五道”（天道、人道、畜生道、地狱道、饿鬼道），辨“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修“五禅”（修禅深浅的五个阶段），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食酒肉），等等，客观上宣扬了五行配列。中国儒道佛三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相容性，不但互不相犯，而且互有吸收。如古典小说《西游记》就是道佛相容的最好典范。这就不像世界其他地方异教徒之间互不承认，你死我活、没完没了的争斗。三教相容有利于五行说的传播。实际情况是，宗教活动的兴盛，给五行学说和五行配列的传播，犹如插上了可以恣意翻飞的翅膀。

    第三，五行学说因古代文化典籍得以承载和传播。中国商周时期，国家制度已很成熟，一系列的礼乐典章已很完备。五行学说正是在这个时间形成的，并成为朝廷建立典章制度的一个理论依据。在整理这些典章文献所形成的《易》、《书》、《诗》、《礼》、《春秋》、《传》等一系列重要典籍之中，五行说得到了充分的记录和阐述；又由于整理这些典籍的儒家学派为后世（自汉以后）统治者推崇而成为政治文化的正统学派，这些经典就成了社会文化的基本教科书，五行观就自然随之流传久远。

    第四，“五”这个数字有其特殊性。在数质概念中，一为始，九为多，十为满，五位于中，用于世间人事的概括、同类事物的并举，一般具有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远不近，中和平衡之意。“讲天地之数，以五为贵”。所以，在用于表示性质严肃、方正，强调平衡、中允，意在吉祥、妥善的思想观念时，五就常常被优选使用。在中国以外也有这种情况。如音乐记谱法“五线谱”，11世纪意大利一名音乐家发明它时仅有四条线，后来，有人觉得它满足不了要求，将其加至六线、七线。经过反复实践，到16世纪，最后确定为五线，既能满足要求，又不觉得烦琐，于是为世界广泛接受。还有如体育运动中的“五项全能”，“五项铁人”，教学考核用的五分制，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社会团体机构中心的“五个常任理事”等，这些情况下的数量，三以下嫌少，七以上嫌多，五是最为恰当的。

    如果说，在数学领域公认最优比值是0.618，通称“黄金分割”，那么，五行配列用于社会领域，是不是可以叫做“黄金概括”呢？如果可以这么说，这个“黄金概括”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份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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