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末日的各种预言，历史不可谓不悠久，种类不可谓不繁多。公元1世纪，耶稣先生说，“我老实向你说，这儿有一些站立的东西，应该没有体验到死亡的滋味，直到它们看到来自那个王国的‘圣子’。”这条语录被解释为，末日审判会发生于一生的任何时候。《启示录》也大胆地预测一个即将到来的最后审判日的日期：“哦，我很快就会来了，我的报答就是根据他的工作把我赏给每一个人。”这些言论在接下来两千多年的宗教崇拜中，一直支撑着基督教至高无上的权威。公元970年，洛塔林王朝的某些教徒在第一个新千年到来前夕，散布世界末日的言论，从此，每到一个新旧千年“交接”，总伴随末日预言。也有的末日预言来自骑着扫把的女先知，这些女先知的“I have a dream”，就是能像圣母玛丽亚以处子身生个耶稣，但即使有超越生物学的奇迹发生，她们生下的或许更有可能是扫把星。

科技发展了，世界末日言论也要“与时俱进”。末日预言渐渐不再来自宗教，而是哈雷彗星的“天启恐慌”，核武器，外星人入侵，异形……2010年，霍金在一次访谈中说，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把手表当鸡蛋煮的牛顿也曾认为，世界末日将发生在2000年，事实证明，“牛顿也有错的时候”。最雷人的世界末日预言，或许是19世纪初一只母鸡“有话要说”，生活在英国利兹的这只英雄母鸡，生下一颗鸡蛋，鸡蛋上写着：“救世主要回来了！”整座城市因此陷入恐慌，连教廷都出动，研究这只母鸡。经过一番折腾，才真相大白——母鸡的女主人的恶搞，目的是发泄她对工业污染的强烈愤懑。

有趣的是，形形色色的末日预言都来自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几乎都找不到人们对于“末日”的忧惧。原因在哪里？在基督教统治西方的两千多年中，末日言论主要来自教廷，这不难理解，因为地狱，因为救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或将人们从宗教的迷思中松绑，但随之又进入了工业和科技时代。工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张，中产阶级的逐渐崛起，与之相伴的农耕文明的日益边缘。相比之下，中国几千年来，农耕文明占主导，既没有宗教的强行干预，也没有类似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样大动作的思想变革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一脉相承，代代相传，循序渐进。

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于最大的区别在于时间观。前者在科技不断发展的前提下，产生了线性时间观，认为历史就是不断向前，向前。而农耕文明中，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演绎的是四季循环的规律，从春到夏到秋到冬再到春，实际上是一个圆。圆是自足的，可以一直这么循环下去，生生不息，而不断向前看的线性时间观总意味着，应该有个终点。但是终点在哪里？人们止不住要追问，在这种焦虑下，西方的世界末日预言，其实和尼采的“上帝已死”一样，是西方文明必然出现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