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网上看到的一段似乎是翻译过来的Stephen.Covey的话，说得很好，但是不知出处。)

孩提时代的我，生活在一片宁静的环境中，沐浴著毫无保留的关爱和鼓励。父母都是虔诚的摩门教徒，执著于不断肯定个人的价值和潜能。他们以这种信仰相濡以沫，与朋友、同事相扶相持，当然也用这样的信仰来对待自己的孩子。根据摩门教的教义，这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记得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有天晚上醒来，发现母亲正站在我的床边。

“您在干什么？”我问她，当时我还处在半睡半醒中。

“为了让你安心，亲爱的，继续睡吧。”她回答道。

我又进入了梦乡，迷迷糊糊还听她在说：“明天的考试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的，你是最出色的。”之类的话。我非常习惯这种充满爱意的交流，也用这种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懂得我们的语言和意愿会对别人、也对自己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明白自己大学毕业后要子承父业，掌管家族生意。但这一计划在我传教期间彻底改变了，当时每个年轻的摩门教徒都必须担任一段时间的传教士。我那时只有20岁，在英国传教期间，教会会长让我组织一个研讨会，对当地教堂的负责人进行培训。这些负责人的年龄都介于40到60岁之间。我对他说：“我不行，我做不好的。”

但会长告诉我，他对我完全有信心，相信我一定能做好，最终我还是被他说服了。他帮我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研讨会办得相当成功。我十分享受那种竭尽全力并真正帮助他人改变的生活。这种满足感是如此强烈，远胜于从商的愿望，我知道自己找到了使命──我要当一名老师，帮助别人获得更快乐、更成功的生活。

在从业培训中，我很快发现自己生长的优越环境竟然成了我的缺陷。因为自记事开始，我就始终被欢乐所围绕，从不需要自己去创造欢乐。从出生时起，我就享有毫无保留的爱，我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爱给予我的个人自由在我看来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当我开始从教时才发现，向别人解释那些在我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幸运的是，成长环境给了我另外一个优势：很容易吸收新的思想。内心的安全感使我能经受思维上的挑战。这一点让我能接纳迥然不同的新思维方式。因此，我对书情有独钟。书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早期的职业生涯中，我读了两本书，它们对我的影响极其深远。这两本书分别是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著的《追寻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和E F 舒马赫（E.F. Schumacher）的《迷途指津》（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它们让我懂得了个人责任和选择的概念，并提供了实用的框架和工具，使我得以帮助学生以及后来成千上万起点不同的读者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中变得更有效率，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第一次读《追寻生命的意义》是在1962年。我从维克多弗兰克尔身上获得的最宝贵财富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对身处的环境做出回应。维克多弗兰克尔在纳粹德国的死亡集中营中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尽管当时他遭受著来自身体、心理和情感上的非人待遇，纳粹还一度焚烧了他的手稿，那可是他的生命之作，然而他并没有沮丧，他改变了自己的最初反应“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会这样？”，“我活著究竟是为了什么？”。对丢失手稿，他的回答是：“重写，而且要写得更好。”正是因为他转换了思考方式，才能始终找到生命的意义，不论外界的环境有多么险恶。

大约10年后，我读了舒马赫的作品《迷途指津》，从中学到了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使生命更有意义。舒马赫在书中描述了四种生活状态。最高的水平体现在驾驭自我意识的能力上，也就是说，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意识到的事物。这一能力是人类特有的禀赋。人类并不是自己所有经历的简单相加；人类可以对这些经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反思，并基于这些意识做出选择。

这一思想不仅对我的教学、写作和个人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影响了我养育孩子的方式。我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为自己找借口终究难逃惩罚，把责任归咎于他人也是不对的。如果他们说：“这不是我干的，而是她。”我就会问：“你为什么要选择对此事做这样的回答？”在我的家里，每个人都明白，我们总有选择的权利，谁都不会成为受害者，从来都不会。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境遇归咎于他人。

有时孩子会问：“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的回答始终都是：“使用你的聪明才智和主动性。”凭借它们两者，最终肯定能解决问题。久而久之，我们家就流传了一个经典笑话：爸爸认为聪明才智和主动性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我承认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人的内在才智和创造力是对生活中挑战的最好回答。我们的聪明才智和主动性是对维克多弗兰克尔提出的“我活著是为了什么？”的最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