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充，字行满，原本是隋朝将领，地方割据者之一。隋失其鹿，他与李渊、李世民父子等共逐之。李氏父子立了唐，他也不甘示弱，第二年便立了郑，并且足足当了两年的郑国皇帝。不过正史上不承认他履历上的这段风光，说他这个皇帝是“僭”来的，根本不算数。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自古有之，不足为奇。但李氏父子之“成”，王世充之败，都非平白无故，总是有一定的原因可寻。比如说，王世充的工作作风不实就很值得一议。

 起兵之初，王世充颇有宏图大志，曾公开张贴求贤告示，大张旗鼓地招募人才。三纸告示的内容是：“一求文学才识堪济世务者；一求武艺绝人摧锋陷阵者；一求能理冤枉镛抑不申者”。告示一出，各路能人纷至沓来，致使“上书陈事，日有数百”。王世充也不含糊，来的人“悉引见”，上的章“躬自省览”，很有些要使野无遗贤的架势。这架势使得来访者“人人自喜”，以为从此可有一试身手之地了。然而日子一长，人们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他的告示始终不见下文。你章中的建议切中时弊也好，有建设性举措也好，统统是说了也白说，他那里“终无所施行”。有识之士这时才发现，王世充不过是个“心口相违”之人，说的和做的差距甚远。于是这几纸告示非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人“颇以怀贰”，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失掉了对他的信任。

 当了皇帝之后，王世充很想摆出一副“勤政”、“亲民”的姿态来，于是，他经常轻骑简从地亲临洛阳城内视察，也不像多数皇帝那样要鸣锣开道，把老百姓赶得远远的，而是和百姓直接对话、随意交谈。他经常对人说，以前那些皇帝都是因为坐在深宫大院里，不能真实地了解到外面的情况，所以才会被奸臣蒙蔽，我不能重蹈覆辙。我如今要放下皇帝的架子，像个州的刺史一般，“每事亲览，当与士庶共评朝政”。又一次对公众做了公开的承诺。

 同时，王世充还担心“门禁有限”，干脆在顺天门外“置座听朝”，来个现场办公，又令西朝堂受理冤屈，东朝堂受理直谏，场面摆得很大。于是献章上事，又是“日有数百”。这么多的东西，王世充哪里看得过来？没几天的功夫他就厌烦了，不仅“省览难遍”，如何落实更是无影无踪了。后来他干脆“深居九重”，“不复更出”，连面儿都不再露了。曾经信誓旦旦的一切再一次又全都落了空。

 王世充还特别能说会道，手下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往往“众知其不可而莫能屈”，明知他的方针政策行不通，但是说不过他，还得照他说的去办。这本身已不是什么好事，况且王世充的能说，往往说不到点子上，而是啰嗦琐碎。吩咐一件事情，“言词重复，千端万绪”，长篇大论，没完没了，好像手下人都是弱智一般，不这样就他们就不会明白。结果不仅使“侍卫之人不胜倦弊”，而且使“百司奏事，疲于听受”。御史大夫苏良实在忍不住了，很不客气地说：“陛下语太多而无领要，计云尔即可，何烦许辞也！”苏良的这番直言，令王世充“默然良久”。在此之前，他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喋喋不休会给人们留下这么恶劣的印象。

 从以上可以看出，王世充做事，实在是有些虎头蛇尾。如果说他的设榜、勤政和亲民，是摆摆样子，搞形式主义，大概冤枉了他。但是雷声大雨点小，或者只有三分钟热度，即使是再动听、再美妙的承诺，光说不练，不抓落实，显然是不能取信于民的。至于他的后一种作风，苏良能当面指陈，本来是十分难得的，正是他借以重塑自我形象的契机。不幸的是，由于性情的使然，他“终不能改也”，这就等于把自己在朝臣中的形象也破坏得一干二净。由此，众心日离，内外“不敬”，威信无存，加之他的严刑峻法，王世充又焉有不败之理？

 最终，王世充成了李世民的阶下囚。而李世民却在群雄割据的复杂形势下，广纳贤才，从善如流，征战七年终定大唐基业，成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家。

  (感谢《守望与家园圈》将本文推荐至草根名博“草根大讲坛”栏目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