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面积狭小、人口拥挤的日本，怎样为一栋最小的建筑设计出生动、多变的功能和舒适的居住环境，是建筑师们面临的一项关键挑战。塚本由晴是个中高手，他也因此被公认为当今民用建筑设计的代表人物。最近，他又尝试将自己的建筑理念运用到中国，为北京设计了“第四代四合院”。

   这可能是全球大都会中最苗条的民用建筑。在周遭密麻麻全是住宅的缝隙里，它屏气静神地立着，长宽仅为4米、9米，高度16米。走进房子，内部格局完全不同于中国三室两厅式的结构，被楼梯和楼板纵向隔成10个部分，左右各5个，高低错落。于是，吃饭、睡觉、洗澡不是向左转或向右转，而是上楼或下楼。10个部分被分别赋予单一、独立的功能。比如，看书可以去楼梯一侧摆着沙发的休闲区，不用担心有人在身边大声喧哗、走动。人们可以在10个空间里同时做自己喜欢的事，不会影响别人。
　　
    这座打破传统民用建筑空间感的房子，是日本建筑师塚本由晴2006年在东京都品川区设计的。房子的占地面积仅为18.4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65.28平方米。“建筑不论大小，对我来说，建筑的意义就是如何表达人生，这更重要。” 塚本由晴说”

    2月29日，应文筑之邀，值国际权威建筑杂志《a+u》中文版3周年之际，塚本由晴来到上海举行讲座。晚上，庆祝酒会在外滩6号举行。塚本在酒会结束后，接受了本报专访。晚间，在霓虹迷离的外滩，塚本临窗而坐，窗外隔江对面，就是云集了好多中国最庞大建筑的陆家嘴，那里还即将诞生新一任“中国最高建筑”。而记者在塚本的履历里，却没有找到一件投资浩大、外表眩目的地标式建筑。他在日本、法国、德国等地设计了许多民用住宅，小到豆腐干，就像上文提到的“House Tower”，大到位于德国的占地面积为5.5万平方米的住宅小区。

    塚本由晴今年43岁，1987年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建筑系。这是他第3次来上海。前两次是为2002年上海双年展设计装置作品“Furnicycle”。Furnicycle是一件融合桌椅和自行车功能的作品，骑上它，在大街上随时可以停下来喝杯茶。塚本制作这件作品的初衷和他的建筑观是一致的，他强调人在建筑中的适宜度。在一部塚本考察上海时拍的短片里，上海的男男女女穿着睡衣在街上溜达，民工推着黄鱼车慢慢走过。这派市井气息是塚本喜欢的，“上海人与自行车的关系和谐，而在新的开发区，自行车非常少。我想是否能在新城区里，诱发一些行为、一些有趣的事件，让我们的城市更多活力？比如通过自行车和家具结合，诱导城市发生行为，在街道上形成起居室的功能。”



建筑只能解决最单纯的问题
 
    《外滩画报》：你特别强调建筑和人之间的和谐感，那么怎样让人在建筑里从容、优雅地生活呢？

    塚本由晴：人和建筑之间应该保持恰当的协调关系。如果建筑太“跳”，就不协调。我希望住在我设计的房子里的人能安心、舒适、不受干扰地生活。怎样让人们在建筑中更长时间地存在，是建筑师必须考虑的。时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要素。现代人对时间的理解一塌糊涂。大家抱着很大的兴趣去了解、设计空间，但却忽视了时间。建筑必须得到时间延续性的存在，这是最重要的。同时，时间必须成为人的一部分。土地、房子用钱可以买到，空间可以买到，时间是买不到的。对时间的认识，应该放在首要位置。


    《外滩画报》：现在设计外形抢眼的地标建筑似乎成了趋势，而你的建筑非常实用。你的建筑观是什么？

    塚本由晴：住宅没有必要做得很“跳”。一顿饭如果太过奢华，怎么下咽呢？味道是最重要的，不一定用金刀叉。住宅和吃饭
一样，只要能用，满足人的要求，就是好的。非住宅，如果需要，我一定会把它做得“跳”。


    《外滩画报》：你设计的建筑很“贴身”，你如何体会使用者的需求？你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吗？

    塚本由晴：建筑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是处理共性的。比如不同业主的生活方式尽管各有不同，但总有相同点。迎合个性不是建筑师的工作重点。我们关心的是业主为什么要造房子，为什么选这块地造房子，今后怎么使用。其实建筑只是简单的形骸，只能解决最单纯的问题。

 
   《外滩画报》：你的作品往往面临诸多限制，比如面积很小等，你如何理解限制？
    
    塚本由晴：限制并不是坏事，看你怎么消解。有的人因为限制而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限制就是坏的，而我可以很好地利用限制，实现我的设计，这就是好的。以冲浪为例，浪就是限制，但浪也是推动我前进的力量，如果要滑得更远，就要利用浪。


    《外滩画报》：你被认为是“轻建筑”的代表，你如何理解建筑的“新”与“旧”？

    塚本由晴：我并不是非得把东西变得很轻，但现代主义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建筑越来越轻，现在做重房子挺难的。新房子用现代建筑的语言做，相对容易些。近期我们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如何把很重的东西用很现代的方式表现出来。我比较喜欢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说：大海中生物的栖居环境和它们生活的习性、体形是一一对应的，比如一只躲在石缝里的寄居蟹。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在建筑发展历史上，当然总的趋势可能是变轻的。房子与生物是对应的。房子的轻和重并不是完全可以比较的，而是在某种环境中显得轻还是重。

 
   《外滩画报》：在你的背后，即将建起一幢楼，刷新中国最高楼的记录。你愿意设计这种高大、奢华的建筑吗？

    塚本由晴：当然。（笑）


    《外滩画报》：而你现在设计的都是小型、民用的建筑。

    塚本由晴：设计方法差不多的。我肯定会做。（笑）


    《外滩画报》：你是怎样走上建筑之路的？

    塚本由晴：小时候，我喜欢动手做东西。那时，我哥哥在家里画建筑图纸，我看后以为建筑只是一份画画的工作，我想不用到处跑待在家里画画也不错，于是就开始从事建筑。一开始我只是画画，后来事情多了，不可能总闭门画图，必须出门工作。其实现在我仍然希望只画图，但已经不可能了。


    《外滩画报》：怎样形容你和你身处的城市的关系？比如你在街头漫步的感觉，你不开心时会去的地方……

    塚本由晴：我出生在海边的神奈川县，高中在藤泽市的湘南高中就读。我心情不好时，就去海边；心情好时，喜欢去像东京涩谷那样人多热闹的地方。我特别喜欢涩谷，那里有很多交通线路，有地铁丸之内线、银座线等，地面上还有电车、铁路等各样线路。线路的动感让我兴奋，不同的动感交织在一起，我很喜欢。


    《外滩画报》：2002年你在上海双年展上做了一件自行车装置作品，那件作品的灵感来自上海市民的市井生活。你关心普通上海人的生活，而不是奢华上海。为什么？

    塚本由晴：我关心城市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必须满足人们在其中活动的各种要求，而这种活动具有不定性。这种不定性是我关心的。在东京，这种不定性越来越少了。比如在东京的娱乐、交际和商业中心六本木区，那里的商店窗明几净。消费者只要付钱就可以买到他想要的。所有的东西都被准备好。消费者对公共部分没有任何责任。连干预公共空间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还有什么意义？

    比如道路，是供行人行走的公共场所，在路上随机地发生不同事件，这些事件是因为人而产生、变化、消失。对动态的公共空间的定义，是我最关心的。那些走在路上的人，虽然不是非常有钱，但在我看来，他们定义了道路，定义了某个时间、某个事件的发生。我能够理解他们对生活的感受。他们的生活状态非常从容。马路、公共空间是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发生在道路上的“时间”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外滩画报》：你曾经尖锐地批评六本木区的建筑没有生命力。

    塚本由晴：六本木刚造好时，有一段时间非常有人气，大家觉得新鲜，过了一段时间就门庭冷落了，因为边上又出现了新的热点。像六本木这样的地方，正在韩国、上海不断地出现。相比其他建筑，那些建筑的规模实在太大了。


    《外滩画报》：你在上海发现了哪些没有生命力的建筑？

    塚本由晴：越来越多了。我现在很难判断，还要看上海的发展。但不是把老建筑的外形保留下来就够了，而要用一种新的形式去经营它。


    《外滩画报》：你曾说日本大都会建筑存在一种荒谬性，你如何看待这种荒谬性？这种荒谬性在上海等其他地方是否存在？

    塚本由晴：大都市建筑都有荒谬性。最重要的是，人们越来越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我觉得最荒谬的东西。当然，这种荒谬性有时会产生优雅的愉悦感。比如单杠，人在杠上不停地转动，还可能受伤，这很荒谬，但会让人产生愉悦。再比如足球，不懂的人会想，那些人为什么用脚而不用手去碰球。当然，在既定的规则下，在公平的条件下，战胜对手，也会带来愉悦。


    《外滩画报》：当你初到上海、北京，你如何去寻找跟陌生城市的关联？

    塚本由晴：我并不在意那些突发的事物，我更希望看到城市里的家长里短、平常日子，因为这些东西具有城市的基本特质。生活和生命力往往蕴含在那些司空见惯的东西里，而不在昙花一现的东西里。


    《外滩画报》：这就是你所说的在日常生活中寻找非日常性？

    塚本由晴：对。非日常性就是我设计的源泉。


    《外滩画报》：你正在设计一个新型北京四合院，方案极具颠覆性，让我很吃惊。

    塚本由晴：为什么感到吃惊？


    《外滩画报》：方案的外表虽然勉强有四合院的“形”，但完全没有老北京四合院的精神气质。
　　
    塚本由晴：我对北京四合院的理解究竟能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不清楚。总之，我想做新四合院，也许这是一个好想法，在某些方面让新四合院和老四合院保持一种联系。

  
  《外滩画报》：这个方案会实现吗？

    塚本由晴：如果政府认可，开发的可能性成立，就可能成真。但时间会比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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