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老师是摄影家，其《十号大院》等摄影作品深入人心。曾想象年近七十的他，必然是手拿徕卡，不苟言笑，这样的想法未免肤浅。在一次展会上，我在拍照，旁边一位看起来五十岁左右的人拿着架普通相机在和一个年轻人交谈，他的眼睛很亮。他孩子般地问我，你的相机拿起来不沉吗？我说不沉。他说，镜头不错。我介绍还有个大光圈的定焦镜头。他兴奋地对旁边的人说，这样的设备足够了。他看了我拍的照片，问了我的名字……就这样，我认识了任老师。
    交往深了，得知他正在编著新的《十号大院》，我登门拜访。敲了几下门，隔壁传出他的声音，他遢着拖鞋，抱着一条棕色的小狗走来，脸上露着孩子般的笑容。他解释刚在隔壁的大哥家吃过午饭。我惊讶地发现他穿着的毛衣后面有两个近于拳头大小的洞。
    他的家像是个工作室，四周墙壁挂着他拍的照片，书柜里摆满了书，有很多中外摄影家的画册，几架有分量的相机也放在上面。他拿出正在校对的《十号大院》，校改得很细致，很多地方还贴着备注的纸条。这已不再单纯是本他拍摄的十号大院，而是一部以十号大院为注脚的青岛里院史料。我看到他画的十号大院的平面图，每一家都有一个标记，书里搜集了住在这里近乎所有人家能留下的影像印迹，很多图片比他的年龄都大，每一页都说得出一段故事，难以想象做这些事需要多少的坚持，一本书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他指着窗外说，十号大院的旧址就在那儿，这本书是我的十号大院的一个句号，大院已经拆迁，实体已经不存在了，但就是舍不得离开这里，拆迁后住进的新房，楼上楼下有些老邻居，隔壁还有大哥一家人，总会有人说说话。顺着他指的方向，我看到的是满目的高层楼房，没有一点里院的痕迹，我知道，在他心里，十号大院永远存在那儿。
    不觉过了两个小时，我起身告辞。他说也要出门探望朋友，说着穿上外套。我想起他毛衣上的洞，就问他需不需要换件衣服。他说不用。我觉得他是个把艺术放得很高，把其它看得很轻的人。下楼我想打车，他问我赶时间吗？我说不赶。那为什么不把日子过得慢一点？坐公交车也一样，说不定在路上还能拍几张照片，这也是普通相机的优势，不容易惊扰生活的本色。他说，照片不在于拿什么拍，而在于拍什么，在于相机后面的眼睛，眼睛后面的大脑，大脑里的情感，正是他对里院的深厚感情，才拍得出那些有意义的照片。他细心地问我有没有零钱坐车？我说没有。他给了我一块零钱，怕不够，又给了我两块，可以坐三趟车。 
    常常思考一些艺术家为何受人敬重，不仅是他们艺术上取得的成就，还来自于他们做人处世的态度，从内心溢出的东西最好，也是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