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下死者最后的面容，这就是《生命的肖像》的主题。以下是其中的9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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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拍摄：2003年12月5日

Edelgard在八十年代初就离婚了，从此一直独自生活。她没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积极参加新教的活动。距离去世还有一年的时候，她得了癌症，此后一直卧床不起。当病入膏肓，她感到自己是社会的负担，真心希望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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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拍摄：2004年1月4日

“死亡是对一个人的考验。每个人都不得不独自经历整个过程。我非常想死。我想变成光明世界的一部分。但是，经历死亡却是困难的。死亡是一个我无能为力的过程，我影响不了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我的生命是别人给予的，我不得不过完我的一生。现在，我要把生命交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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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拍摄时间：2004年1月16日

Beate接受乳腺癌治疗已经四年了，但是我们见到她的时候，最后的化学疗法也已经没有作用了。她知道自己快死了，甚至还亲自去看了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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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拍摄：2004年3月10日

Beate感到，如果死亡时丈夫和孩子们在场，她根本做不到撒手而去。当她死时，她是完完全全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厨房里煮咖啡。他后来对我说，他很失望那时不在她身旁，握着她的手。但是他知道这是她一直在说的，独自死亡对她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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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拍摄：2003年12月5日

Maria说：“死亡一点都不可怕。我拥抱死亡，它并不是永恒。死后当我们见到上帝，我们都会变得美丽。我们只是听从召唤回归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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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拍摄：2004年2月15日

Maria对死亡的看法，深受宗教的影响。她深信她已经在冥想中看到了死后的生活。她希望，当她死时，灵魂和肉体能够完全分离。死前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脑海中不断准备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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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拍摄：2004年2月17日

在罹患癌症之前，Rita已经离婚17年了。但是一旦她明白自己将要死亡，她立刻就知道要做什么：她要再见到他。那场婚姻已经过去很久了，他们的关系完全破裂：她不许他看孩子，两人如同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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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拍摄：2004年5月10日

她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她快死了。他们上一次说话，是将近2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这一次，他说他马上就会过来。“我真不应该需要这么久，才学会宽容和遗忘。尽管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我仍然喜欢他。”此前的几个星期，她一心等死，但是现在她说：“我多想能够再一次地开始生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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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拍摄：2003年11月19日

Heiner很健谈，表达能力强，头脑敏锐，并且不乏深度。他在广告业就职。当他看到自己的脑部MRI扫描图后，他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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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拍摄：2003年12月14日

Heiner的朋友不想让他难过，试着让他别去想那些事。他们和他一起看足球赛，就像往常一样，带着啤酒香烟，甚至在病房里开个小型的派对。Heiner苦笑说：“他们中有人在离开时，甚至说‘早日康复’、‘伙计，希望你不久后重新回来！’。但是没有一个人问问我的感受。难道他们不明白？我就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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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拍摄：2003年1月5日

Gerda不能相信，癌症将她好不容易积攒的退休金一扫而光。她告诉我：“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她在一家肥皂厂的装配流水线上工作，独自将孩子拉扯大。她啜泣着说：“这难道是注定的吗？难道死亡不能等一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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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拍摄：2003年1月14日

在一次探望中，Gerda说，“没多少时间了。”她很惊慌。她的女儿试图安慰她，说：“妈妈，有一天我们还会团聚的。”Gerda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你死后不是被虫子吃掉，就是烧成灰。”女儿央求道：“你还有灵魂呢？”母亲用一种谴责的语气说：“别跟我谈灵魂。现在上帝又在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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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拍摄：2002年12月31日

“真是荒唐透顶。我居然在这个时候得了癌症，在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生命开始的时候。”在我们初次见面时，Roswitha这样告诉我。几个星期前，她住进了这家医院。她说：“这里的人都是真正的好人。我很享受在这里的每一天。在此之前，我的人生并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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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拍摄：2003年3月6日

她没有苛求任何人，甚至也包括她自己。她对每个人都很平和。她很欣赏在这所医院中得到的尊敬和同情。她说：“在思想上，我知道我快死了。但是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也许会有奇迹出现。”她发誓，如果能够活下去，她愿意一辈子在医院里当个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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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拍摄：2003年11月29日

Peter Kelling以前从没有得过大病。他是一个在社保局工作的公务员，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但是有一天，他被确证患了肠癌。我见到他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肺部、肝和大脑。他低声说：“我只有64岁，我不应该像这样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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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拍摄：2003年12月22日

他告诉我，他整晚睡不着，思绪翻腾。他哭得很厉害，但是又不说为什么难过。事实上，他几乎什么也不说，他的沉默仿佛是对周围一切的控诉。但是有一件事，Peter Kelling一直做到了生命尽头，那就是关注本地足球队的比赛。直到他死的那天，房间门背后的图表上都记录着每一场比赛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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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拍摄：2004年2月6日

Klara Behrens知道她活不长了。她说：“有时我确实希望情况能好转，但是一旦病痛发作，我就不想努力活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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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拍摄：2004年3月3日

“我想知道有没有来生，我觉得是没有的。我不害怕死亡，我只是沙漠中无数沙粒中的一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