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千零一夜》与中国民间故事

作者：刘守华

（由20070510329提供）

 

《一千零一夜》①是我国人民十分熟悉和喜爱的一部阿拉伯民间故事集。近年来，一些热爱民间口头文学的青年同志时常问到我，为什么《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有的同我国穷乡僻壤流传的传统民间故事那么相似？怎样理解故事流传中这种奇特现象？本文试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线索作初步探讨。

一

《一千零一夜》中和中国民间故事相类似的作品，根据前辈学者指出和我自己发现的, 已有上十例。如：

《乌木马的故事》与《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选》中的《木马》；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与藏族的《阿力巴巴》②；

《渔翁的故事》与《苗族民间故事选》中的《猎人老当》；

《辛伯达第一次航海旅行》与《太平广记》中记叙“ 以大鱼或巨龟为洲” 的《东海人》、《行海人》等③；

《辛伯达第二次航海旅行》与《太平广记》中载有“ 鸟衔宝出” 等异域见闻的《梁四公》④；

《巴索拉银匠哈桑的故事》与中国的《牛郎织女》和各种型式的羽衣仙女故事⑤；

《商人阿里· 密斯里的故事》与唐人传奇中的《苏遏》⑥；

《白侯图的故事》与中国的机智人物故事⑦；

《嫉妒者与被嫉妒者的故事》与《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中的《两老友》⑧；

《白第鲁巴西睦太子和赵赫兰公主的故事》与唐人传奇中的《板桥三娘子》⑨；

《第二个僧人的故事》与藏族《说不完的故事· 引子》⑩ 。

这十一例在情节结构上的彼此类似均较明显。它们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一九三三年，郑振铎先生曾译出英国民俗学家柯克士所著《民俗学浅说》一书，该书结尾对各国故事所以存在“ 异常的惊人的类似” 这一现象给予解说道：

是否一个国家从别的国家借了它的故事来呢？是否一切的故事皆从一个中心发出而传播之于四方呢？它们是否从各个民族的共同祖先那里流传下来的呢？是否相契相符的观念乃各自独立的生出的呢？这些问题乃为烦扰民俗学研究者的间题。没有一个理论，独自站着而能给出正确的解释的，但每个理论却能各自适合于某种特殊的情形。⑾

这段话至今看来，仍然是说得相当中肯的。各国故事在情节上之类似，是由各种复杂因素促成的。一种理论，可以解释某一种情形，但难以解释所有的情形，须对具体材料作共体分析，从多方面探求答案。《一千零一夜》虽是一部书，却包含了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的故事，因而也须从几方面来说明它和中国民间的取系。

《一千零一夜》是怎样构成的？据英人汉密尔顿· 阿· 基布所著《阿拉伯文学简史》介绍，“ 关于它的早期历史至今仍然模糊不清。山鲁佐德和敦亚佐德的基本故事可以上溯到印度，这些故事似乎被认作是这类文集的标准结构。” 它“是以翻译一本较为古老的波斯文本故事集开始的”， 这本故事就是公元十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马斯欧迪提到过的古波斯故事集《一千个故事》。“ 以后新的故事逐渐替代了较老的故事”，“ 这些材料来源于完全不同的国家的民间故事”，其中主要有十至十一世纪在伊拉克编写的讲阿拔斯的故事及十三至十四世纪在埃及编写的故事⑿。总之, 在《一千零一夜》中, 象滚雪球一样，融汇了许多国家的民间故事，经历八至十六世纪这样漫长的岁月，才变成现在人们眼前的这部巨著。在这滚雪球的过程中, 它同中国民间故事发生了怎样的联系呢？

1.共同吸收印度故事。《一千零一夜》中，吸收了不少古印度故事⒀。自公元前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量佛经被译成汉、满、蒙、藏文字，佛教中包含的许多古印度故事也随之传入中国，并借宗教之力流播开来。有些阿拉伯故事与中国故事模样之相似，可能是共同源于印度，脱胎于同一母体所致。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列举《太平广记》中有关“ 以大鱼或巨龟为洲” 的几种记述之后，提到西晋竺法护于二八年前后译出之《生经》，《生经》卷三第三五则载：五百贾客以一浮游水面之大鳖为高陆之地，登临其上，破薪取燃火，炊作饮食。鳖王身遭火烧，投身入水，贾客遂遭难。钱先生由此推测《太平广记》诸说均“ 来自释典” 。辛伯达航海故事之本事，也可能从同一印度古代传说而来。据阿曼学者考证，辛伯达航海故事是根据八世纪苏哈尔城的阿拉伯航海家阿比达的航海经历编成的。《生经》著译与《梁四公》写成时间都在阿比达之前。由此可以断定，辛伯达航海故事不仅以阿比达的事迹为基础，还融汇了更古老的海上奇闻在内。这个事例是令人感兴趣的。

《第二个僧人的故事》叙一公主与魔鬼以连续变形的方式来斗法的情节，与藏族《说不完的故事》的开头部分，叙述主人公顿珠偷学法术之后，同凶恶的魔法师变形斗法的情节极相似。据国内外学者研究断定，《说不完的故事》系由印度故事改编而成。又元魏时凉州沙门慧觉等所译之《贤愚经》卷十中，有一个《牢度差斗圣》的故事。出自敦煌石室的《降魔变文》，有一段以说唱文字演绎佛经中的这个斗法故事，更为精彩动人。阿拉伯故事与中国故事中有关变形斗法的情节，似亦共同源于印度。

《嫉妒者与被嫉妒者的故事》及中国白族的《两老友》等，均以被害者因祸得福的情节来表现善恶报应不爽的主题。它们也可能是共同吸取印度佛经中常见的这类故事演化而成。

2.阿拉伯故事传入中国。中国和阿拉伯地区自古以来就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 陆上“ 丝绸之路” 可通，海上航道早经开辟，“ 唐时波斯商胡懋迁往来于广州、洪州、扬州、长安诸地者甚众，唐人书中时时纪及此辈。”⒁ 杨宪益先生推断《板桥三娘子》这类以魔法将人变形为畜的故事系由阿拉伯商人带入中国，是令人信服的。⒂另外，我国西北居住着一些信奉伊斯兰教，受阿拉伯文化影响较深的民族，他们的民间创作也常吸取阿拉伯故事，木马故事与阿力巴巴故事就是有力的例证。

《一千零一夜》中《乌木马的故事》，讲三个哲人拿了他们分别制作的金乌鸦、铜喇叭和乌木马向国王献技，小王子爱上乌木马，骑着它飞上天空，周游世界，与另一个国家的公主相爱，历经艰难曲折终致幸福。

我国新疆维吾尔族的《木马》，不仅基本情节一致，连王子如何操纵木马，“ 扭它的右耳朵，就会立即飞上天空扭它的左耳朵，就会降落在地上” （《一千零一夜》中“ 耳朵” 作“枢纽”）这些细节也相同，可以明显看出它们是一母所生的姐妹篇。《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选》的编者刘发俊在该书《前言》中告诉我们“ 中亚西亚、阿拉伯、波斯等地区的民间故事，象《一千零一夜》和《十日谈》中的一些民间故事，同样在维吾尔族人民中流传。” 《木马》就是一例。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都与阿拉伯国家存在较深的渊源关系，因而促成了民间文学的交流。

然而鲁班造木鸟或木马的故事在中国源远流长，不仅唐代著名文人张鷟（zhuó）笔下所记之《鲁般作木鸢》，即已具备生动完整的故事情节，而且在唐以前直至战国时期，就有一系列记述。因而木马故事的老家可能还在中国，它是中国巧匠鲁班（古时候，“般”和“班”通用，鲁班，约前507－前444，春秋末年，战国初年）故事在唐代西传演化而成。⒃

《阿力巴巴的故事》，讲述“ 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回族三兄弟”，老三阿力巴巴外出与一伙土匪相遇，窥悉深山石洞秘密，用咒语打开石门，取走土匪所藏财物。老大前往盗取财物被土匪杀害。土匪扮作油商，又前往阿力巴巴家进行报复。老三与老二的妻子配合，给匪首唱歌跳舞，乘机将他刺死，阿力巴巴将藏有匪徒的六只油桶扔到河里，以无比的机智勇敢消灭了这伙匪徒。将它和《一千零一夜》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相比，不但情节一致，连主人公的名字也沿用了过来。许多细节，如老三向老大借斗量金银，土匪侦察阿力巴巴的住所在门上划记号，女主角借献舞刺死匪首等，也一模一样。这篇中国故事也有一些不同于阿拉伯故事之处，如将两兄弟改成三兄弟，用老三的妻子代替了原故事中的女仆，用一夫一妻制代替了原来的一夫多妻制，将四十个强盗改成七个，结尾处将油桶扔到河里，以代替原来用滚油灌进油篓烫死匪徒的情节等。借用外来故事的情节，根据本民族的生活习俗与文学传统进行巧妙的加工改造，故事便完全中国化了。它是从藏、回杂居地区的中央民族学院藏族学员口头搜集的，从它以“ 回族三弟兄” 为主人公的情况来看，可能原来是一篇回族故事。回族同维吾尔族一样，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较深，人们从《一千零一夜》中借用故事进行改编，原是不足为奇的事。

3.中国故事传入阿拉伯。这个问题目前似乎无人涉及，我以为是存在这一可能性的。《阿拉伯文学简史》载：

阿拉伯人喜欢到处漫游，这种天然的嗜好再加上去麦加朝觐（jìn）的义务，促使他们向往着异国和异国人民。我们现在保存的《历史的锁链》，是第一部早期旅行家叙述印度、非洲、中国等地的故事集，于八五一年西拉夫港逐字逐句按照多方面材料编成的，并从九一年起进行增补，这本书在古代东方深受欢迎。

生于巴格达，生活在十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马斯欧迪，遍游东方各国，也到过中国，撰写了一部三十卷的百科全书，在至今流传下来的题名为《黄金草原》的第二部摘要中，包含着使读者感到津津有味的“ 深邃的见解和无穷的奇闻轶事”，其中就有关于中国的记载。《一千零一夜》中的《神灯》，以中国为背景，以古时中国都城中一个裁缝的儿子为主角来编织故事，就生动地反映了古代阿拉伯人民对他们所向往的神秘美好中国的印象。基于以上事实，可否认为《一千零一夜》中，也汇入了一些唐代的中国故事？仔细考察长安书生苏遏与巴格达商人阿里故事之间的联系，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遐想。

《商人阿里· 密斯里的故事》讲一埃及商人在巴格达一凶宅里过夜而得宝的故事。这类故事在我国早有流传。魏晋人所撰《列异传》中之《何文》（《古小说钩沉》），唐人所撰《博异志》中之《苏遏》，均叙此事。至今民间对这类故事仍津津乐道，湖北枝江的《两个媳妇一个公婆》，即以此为中心情节。特别是苏遏故事与阿里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苏遏是流落长安的穷书生，阿里是浪荡在巴格达的破产商人。他们都住在一间经常闹鬼的旧屋里,原来住进去的人“ 不过宿而卒”，于是成了凶宅。苏遏半夜里听见金精与烂木精对话，阿里半夜里看见“守金库的魔鬼”活动，过去在此住宿的人见此情景均因胆小惊恐而死，他俩却理直气壮地与之应对，于是金精、魔鬼认定他俩就是财宝的主人，让他俩占有了这些财宝。

从废破的深宅大院地下掘出财宝，这类事在我国从古至今屡见不鲜。以上故事即由此生发而成。把偶然获得的窖藏，归结为命中注定之物，这当然是一种宿命论。但故事寄同情于贫穷落魄的书生、商人，赞扬主人公的勇敢冒险精神，仍具有鼓舞人们积极进取的意义。阿里故事同苏遏故事如此相似，当是从一个故事演化而出。从它在中国扎根之深和流传之广看, 它很可能是同古都长安的辉煌形象一起传入阿拉伯地区的。

以上三种情形均属于直接和间接的故事交流。还有几个彼此类似的例子，究竟是通过曲折途径相互影响所致，还是反映相近似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心理，不谋而合地各自生成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说明。

二

上面在比较中国和阿拉伯故事的异同之处时，着重讲了它们形态相似，彼此共通的一面。然而它们又同中有异，在内容与形式上，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

在生活思想内容方面，两国的故事尽管基本情节相同，主题一致，然而环境、人物、情调，却迥异其趣。

中国民间故事多以乡村山野为背景，以农民、牧人、猎人、樵夫等劳动者为主角。《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伯故事多以工商业繁荣兴旺的巴格达等城市为背景，以手工业者、商人为主角。中国的羽衣仙女故事，最流行的一种是牛郎织女式，青年农民在稻田中窃取天女羽衣而成婚，老牛成为他身边神奇的助手。同类型的阿拉伯故事，男主角却变成了一个银匠,因受兜售炼金术的魔术师之骗而进入深山奇境。中国的凶宅故事，穷书生得宝之后，“ 遂闭户读书”，以此作为进身之阶，终于官至刺史。阿拉伯故事则以破产商人为主角，他发财后， “在热闹的区开设一间铺子，经营珠宝生意，成为巴格达城中最富豪的巨商。” 后来又用财宝结交王室，并与皇帝联姻，由此登上宰相的宝座。两国不同的政治经济特点，鲜明如画。取材于城市生活的阿拉伯故事，同情善良、诚实的弱者，鞭挞凶残、贪婪、背信弃义的邪恶行为，颂扬勇敢、智慧、慷慨仗义的高尚品德，许多故事的思想情趣是健康积极的。但也宣扬了唯利是图、奢侈享乐的市民情趣。正如一篇故事里的外路人所讲的：“ 这里的人，除了经商谋利之外，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知识学问”。故事中不乏在尔虞我诈、金钱万能的城市生活中求生存发展的人生哲学，却缺少为集体、为国家民族热情献身的英雄主义激情。

民间故事往往与宗教有关。《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普遍地表现出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对异教徒的强烈僧恨。“真主”无时无处不在，具有最高的权威。故事里的一切吉凶祸福都取决于真主的安排，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和歪曲了实际生活的逻辑。许多说教游离于情节之外，可以明显看出，是讲故事人为了迎合宗教势力而添油加醋的结果。《嫉妒者和被嫉妒者》中，那位好心人被坏人推入枯井以后，井底的仙人一再赞扬他是一位“ 虔诚信徒”， 说“ 他迁到我们城中来居住，建了这座小礼拜堂，在里面修道。他每天对安拉的赞颂和朗诵‘古兰经’ 的声音给予我们慰籍。” 因而将他救出枯井，并授以给公主治病的秘方，终获善报。在中国的同类型故事中，都看不到这样的说教。虽以山神庙为背景，并不着重渲染神的意愿，而是由野兽们于无意中泄露秘密，使主人公因祸得福，构思极为巧妙。中国民间故事的宗教色彩一般比较淡薄。有人认为这是记录整理失真的结果，这一意见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建国以来发表的故事，记录整理时，固然删削了宗教思想的糟粕，从口头流传的许多故事来看，宗教色彩本来就不很浓重。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长期占居统治地位，无神论具有广泛影响。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及中国特有的道教，对民间文学的影响自然也是巨大的，但没有一种单一的宗教给予社会生活以强有力的影响，象伊斯兰教之在阿拉伯地区一些国家那样。人们信仰混杂，宗教对文化的约束力不大。思想情趣上刚健清新的特色表现得更为鲜明。

在艺术上，《一千零一夜》把人类创造的口头故事这种文学体裁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因而具有吸引和激动各国读者的巨大艺术魅力。

首先，这些故事一般都具有人物众多，背景广阔，情节曲折，结构复杂的特点，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更为丰富，扩大了故事的容量，提高了故事反映社会生活的能力。同属天鹅处女型故事，我国唐代的《田章》，不到两千字。现在整理的《召树屯和兰吾娜》，是故事中篇幅最长的，也不过一万多字。《一千零一夜》中的哈桑故事，篇幅却扩展到七万多字。出场人物有十多个，活动在从繁华的巴格达城，到荒僻的深山野岭,再到神秘的岛国这一广阔背景上，故事情节以哈桑和七公主的悲欢离合为中心，巧妙穿插着伊斯兰教同拜火教的斗争，人间帝王的享乐生活，鬼神世界里神王的残酷统治等叙述，包含的生活内容五光十色、丰富多采。

其次是写实手法的加强。《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既有奇幻诡异、变化莫测的情节，又有一幅幅精细描摹各种人情世态的风俗画，使瑰丽的幻想与真切生动的描述巧妙融合，构成奇丽动人的艺木境界。一般民间幻想故事，情节发展往往是对现实矛盾作象征性的概括反映。如汉族的《春旺和九仙姑》中，狠毒的岳丈要女婿上山去砍回三百六十棵大毛竹，实际上是想借此把他害死，因每棵毛竹里藏着一条毒蛇。这一情节就象征着封建家长制对追求爱情自由的青年男女的迫害。砍毛竹，被蛇咬，这些情景虽然来自实际的劳动生活，但用在故事里，被赋予神奇色彩之后，就具有象征性了。是虚写，不是实写。哈桑故事中表现女王对七公主的迫害，却完全是实写，如她写信给神王，说“我对妹妹放荡、奸昧行径，深感痛心疾首，已重加体罚，禁闭在案”。她破口大骂妹妹“通奸，犯了大罪”，并“吩咐仆人拿来树条，卷起袖子，噼噼啪啪不住地鞭挞，从头打到脚，打得她遍体鳞伤，昏迷不醒。” 这些地方显然是写实，已接近于现代小说具体生动地描绘环境特征、人物面貌和生活细节的笔墨了。现实主义倾向得到了明显加强。

此外，一般民间故事以情节取胜，在故事情节的迅速进展中，用朴实简炼的语句，着力刻画人物的行动和语言，突出其主要性格特征。较少触及人物的内心活动。《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普遍加强了描绘人物心理的笔墨。在人物命运突然转变的时刻，常常用饱含抒情和哲理的诗句，抒发人物强烈的内心感受，引起人们的共鸣。由于说唱结合，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

第三，《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属于连环体，往往在大故事中包孕着许多小故事，由一个故事引出另一个故事，每个故事既有相对独立性，又紧密相连成为一个整体，就象一条珍珠项链那样光采夺目。印度故事常采取这种结构形式，《五卷书》就是一例。《一千零一夜》的结构，可能与印度故事的影响有关。中国藏族的《说不完的故事》，也采取连环体，现在青海民族出版社所出的一种，包括了二十个相互关联的故事，很早就有人把它叫做“第二部《天方夜谭》”⒅，但在中国民间故事集中，这种样式并未占居重要地位，产生广泛影响。

从艺术上对两国形态相似的故事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同中有异，各有自己的色香味，是世界民间故事大花园中的两簇鲜花。中国民间故事是以乡村山野生活为基础，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者的口头创作。《一千零一夜》则与城市生活紧密关联着，而由艺人与文学家参与，对汇入其中的各种故事材料，进行过一番加工改编。据说十世纪中叶，伊拉克的文学家哲海雅里就做过这样的工作，他邀请了许多说书的民间艺人，记录了他们认为最优美的民间故事。又从当时的各种故事集中，挑选了一些故事。他一共收集到四百个故事，构成现在《一千零一夜》的主要情节。⒆《一千零一夜》对故事艺术的发展，是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与文艺活动方式所促成的。

中国民间故事同样随着社会生活与文艺的发展，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象征到写实，由零散到系统化的发展趋势，同样走着人类口头叙事文学进化的道路。不过和阿拉伯故事比较起来，其发展有着自己的特点。在《一千零一夜》成书的过程中，汉族的种种传说故事，也正向宋元时代城镇说书场上集中，被说书艺人改编成种种长篇话本，如《三国志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类，到明代，这些材料经过一些著名作家的妙手进行再创作，于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应运而生。在我国，农民口头讲述的故事，艺人的书，文人创作的小说，三者既有密切联系，又分道扬镳地各自独立发展。中国民间故事园地里没有出现一部象《一千零一夜》这样的巨著，诚然是使人感到惋惜的事。但在这块肥沃土壤上，却绽开了另外几朵鲜花，这又是足以使我们自豪的。

 

注释：

① 本文据纳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三卷本《一千零一夜》引述。

② 中央民族学院一九五九年编印《藏族民间故事》资料本第二集。

③④ 见《管锥编》读《太平广记》札记之201.34。

⑤ 这类故事有《搜神记》中的《毛衣人》, 出自敦煌石室的《田章》, 汉族的《天牛郎配夫妻》和《春旺和九仙姑》（《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一集）, 苗族的《牛郎织女的故事》（

爱情传说故事选》）, 瑶族的《五彩带》（《瑶族民间故事选》）, 藏族的《诺桑王子》, 傣族的《召树屯与兰吾罗澎》（《爱情传说故事选》）等。

⑥ 出自唐谷神子撰《博异志》, 中华书局一九八年版。

⑦ 见《湖北民间故事传说集》（荆州地区专集）中的《徐苟三故事· 叫你也流泪》, 贵州《民间文学资料》第44集中的《甲金故事总有一天要对着哭》。

⑧ 同类型的故事还有藏族的《克斯甲和劳让》（《奴隶与龙女》），乌孜别克族的《野兽们的秘密》（《咤乌孜别克寓言集》）等。

⑨ 出自《幻异志》、《河东记》。

⑩ 青海民族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⑾ 《民俗学浅说》二九二页, 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版。

⑿ 《阿拉伯文学简史》一五八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⒀ 《阿拉伯文学简史》一零一页指出, 公元十世纪前后“ 翻译了大量印度和波斯故事, 编成蔺天方夜谭》的初稿。”

⒁ 向达：《唐代长⒁安与西域文明》二五页, 三联书店一九五七年版。

⒂ 见《读书》一九七九年第九期《译余偶拾》。

⒃ 参见拙作《“ 木鸟” —一个影响深远的民间科学幻想故事》, 《民间文学》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⒄ 刘行化搜某整理, 尚未发表。

⒅ 远生：《西藏民间故事集 序言》，世界书局一九三一年版。

⒆ 马坚：《<天方夜谭>简介》，《译文》一九五六年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