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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重在治世的专一的修炼

孔子教授弟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术，要想在六艺上取得成就，必须心念专一，要求学生通过刻苦专一的锻炼，使六艺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能就是他在教授弟子六艺时，不讲“怪、力、乱、神”，不讲那些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注重实际的扩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孔子把后世修身所说的“守一”，化到具体事物上去了。对此，《荀子·解蔽》曾有如下记载：　

“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一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一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至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　

而《淮南子》则把上述有关人物的成就看作是“所为各异，而所道者一也。”即看作是得道的表现。孔子主张的专一于一事，是否就是修炼呢？《庄子·达生》中记载了佝偻丈人专一练以竿粘蝉的故事：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蝉，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　

从这里可以看出，专一于一事，是可以达到通玄入微的大道境域的。了解了这些，则可以理解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的真谛了（注意！曾参把“一以贯之”理解为“忠恕”是对孔子原意的谬解！）。《管子》中也有“内固于一，可以长久”之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孔子没有像《大学》中明确地阐述治学修身的方法，但他确实把《大学》中所述的内容与指导思想，贯彻到他教学的实际行动中了。重在事上磨练，是本阶段的主要特点，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主张入世的孔子认为单纯静思不如学，曾指出“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一点对现在那些主张一味静坐的观点来说，不啻是一记当头棒喝。

     道家注重虚静的修炼

无论是老子，还是管子，都在修炼上特别强调虚静。老子有“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　

管子则有“外敬而内静者，必反其性”，“心能执静，道将自定”，“修心静者，道乃可得”，“人能正静者，筋韧而骨强”。　

不过这时讲的虚静和上古强调的“恬憺虚无”不尽相同，因为这时除了强调神静之外，还要求形正。《管子》中说：“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淫然而至。”又说：“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在心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管子》中虽然把“形正”与“中静”并列指出，但强调的还是心静，即所谓“意气定然后反正。”这与广成子所说的“抱神以静，形将自正”的主旨是基本相同的。从上述介绍可知，这时道家也只是从理性的高度阐述而不是从方法上描写。这一方面是当时的功法还未发展到后世那样详尽；另一方面，当时人的思想还比较纯朴，能做到形正心静，就能达到养生治学之目的。 

对此，《管子》曾指出：“四体既正，血气既静，一意抟心，耳目不淫，虽远若近，思索生知。”

提出了道与气的概念

《老子》中提出了道的概念：“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种道的体性，在练功中可以体察到，即《老子》中说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而《管子·内业》中则提出了气的概念，说：“凡物之精，化（原文为“此”字，依郭沫若，“此”为“化”字之误。）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行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原文是“民”字，依郭沫若“民”为“名”字之误）气。”　

该书不仅对气的概念做了规范，而且对气的特性以及如何练气归己有等，也做了明确的表述：“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意”字原误为“音”字，现改正）。”　

这些道、气论述尽管是新形成的理论，但具有巨大生命力。它一方面使原始修身摆脱了神秘，走上了朴素唯物的近乎科学的境域，为古典修身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为春秋战国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中华古文明的鼎盛，揭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