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7日，全国许多媒体都报道了一则消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2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的联组会议上说，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这种过度用药危害着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朱之鑫表示，过去由于“以药养医”这个不良体制，基层医疗机构过度用药的情况非常严重，特别是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输液的滥用。“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治疗原则，渐渐多为一些医院和医生所摒弃。医生在对患者征求治疗意见时也往往以“输液好得快，吃药好得慢”为由，让患者选择输液。

   报道说，过度用药所带来的直接影响不仅仅是药品的浪费和抗生素带来的不良反应，还包括耐药菌的出现，中国已经发现三例耐药细菌病例。据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医院教授肖红对记者说“导致抗生素滥用，是一个医患双方导致的恶性循环，一个是医院需要卖掉更多的抗生素以获取利润，虽然现在的抗生素有一定的降价，另外一个是患者需要尽快地恢复健康。而对于医生来讲，抗生素使用的空间是最为宽泛的，肿瘤药、精神病药物等医生是不能随便使用，但是抗生素可以。”“目前医院药品收入中，30%的收入来自抗生素。”耐药细菌病例的出现，是对滥用抗生素敲响的一个警钟。

   报道说，2009年，卫生部就发布了《关于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38号文件，明确碳青霉稀类抗菌药物作为“特殊使用”类别管理。但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种药在国际上是一种特殊用药，必须经过高级专家会诊之后才能使用，而在中国医院的门诊和病房，什么医生都可以开。自1995年碳青霉稀类抗菌药物进入中国，使用量已经翻番。

    看了这则报道，想起2007年6月我带队出访突尼斯、埃及、阿联酋所遇到的一件往事，十分感慨。这三个国家都是非洲国家，平时的温度就比较高，加上我们去时又是大热天。在埃及、阿联酋时，白天的气温已达摄氏48度，接近50度。我又是个十分怕热的人。平日里一直在赶时间参加对方举办的一系列友好交流活动和经贸洽谈会，拜会我大使馆等。一天早餐后，突然整个左腿肿的像大象的腿，脚不能着地，一着地就剧烈的疼痛。代表团的同志们把所有能止疼的药、药水都让我使用了，效果很微弱，但总算坚持了2天。到第三天，同志们携带的所有抗生素，止疼药水等都被我用完了，腿疼的更加厉害了。怎么办，还有最后一天就回国了，如不去医院治疗，很有可能发生意外，同志们都焦急万分，也都没心思参加活动了。为了如期平安的回国，我和秘书长商量由他带队去参加活动，地陪陪我去医院看病。因那天是星期五，穆斯林医院要到晚上5时才开门，没办法就去了迪拜的美国医院。当出租车到医院门口，医院的黑人门岗看见我下车不便，就赶忙推来了轮椅车，扶我坐上轮椅车，由他推着进了医院。医院里患者不多，但美国护士还是按部就班，不急不忙的给我测了体温（耳朵测温）、量了血压（空气测压），问了病情，然后让我安静的等待医生。过了约30分钟，一位男医生出现在我面前，跟我保持着一米半的距离，开口说话：“你的病炎症很严重，非常危险，要住院治疗。”我说：“我是来进行友好访问的，是代表团团长，明天就要回国，不可能住院的，只要给我打打吊针，消消炎，止住疼，能上了飞机就行了。”美国医生又摆手又摇头，反复强调我的炎症非常危险，“飞机也不能乘”，坚持一定要住院治疗，但他没说出我得的是什么病。我说：“您说的非常危险，是否会危及我的生命？”美国医生说：“这倒不一定，可能会引起其他毛病。”我说：“这不就行了，既然不会危及生命，我还是不能住院治疗，还是请贵院给我打打吊针，减轻一下病痛就行了。”我反复说明出访是有纪律的，我和代表团一定要按时回国。美国医生看我坚持不要住院治疗，就沉默了。双方僵持了约30分钟，美国医生总算退让了，说：“如果不住院治疗，你要签署一份声明，以后发生的一切严重问题和病变，跟我们美国医院没有任何关系！”我说：“我尊重贵院的科学精神和对病人负责的态度，我可以签署声明，以后如发生严重问题和病变与贵院没有关系，一切由我本人负责。”美国医生听我这样表态，也无话可说了，站起来说“我去开药，待会你签署了声明，护士会帮你治疗的。”我表示感谢，医生进去了。又约莫等了半小时，一位护士推着医疗车来了，上面放着两瓶500cc的输液，一瓶黄色的，一瓶透明的，还夹着一份电脑打印出来的文件。护士让我先签字。地陪帮我看了下，说就是刚才医生说的那些话，没其他的。我便在这份声明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护士把我签署的声明收好后，就让我躺在床上，给我输液。1000cc的消炎止疼药足足花了近3小时输完。临出院，我感觉还是疼，医生又给开了2板止疼药，并关照：“如果你能熬得住疼，就尽量不要去吃这药，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就吃一颗。”第二天，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一只脚套着宾馆的毛巾拖鞋上了飞机，没吃止痛药。

    回到上海，当晚我就去了东方医院。医生一看就说，这是丹毒，也叫“流火”。主要是由湿气引起的，大热天排毒不畅就容易发生“流火”。当晚就给我打了吊针。第二天，在皮试后，又给我换了青霉素输液，足足吊了29天，才基本消肿。以后，又去上海曙光医院敷了一种黄药膏，才最终治好。

    我之所以感慨人均8瓶输液和这一段经历，是感慨美国医生对使用输液吊针的严格和谨慎。而看看我们现在的医院，不论什么样的病，就连最普通的感冒，到医院都是输液。过去输液都是躺在病床上进行，现在输液的人多了，地方和病床不够了，于是输液都改成坐着了，跑到医院输液室看看，密密麻麻，上百个座位人挨人挂着盐水瓶，好不壮观。迪拜美国医院医生硬是要叫我住院，不轻易给我输液，我一直认为美国人有点小题大做。我同事说，美国人治病一般是不输液的，他们认为有生命危险，要抢救了，才会使用输液。看来美国医生是本着“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的原则来治病的。我想，什么时候全国大小医院都能恢复这样的原则来为病人治病，这将不仅会节约大量医疗费用，也将会更加保障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这是代表团在突尼斯出席突中友协成立60年来首次举办的“中国日”活动。前排右数第五位是中国驻突尼斯大使刘玉和。

这是在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拜会刘玉和大使时合影

这是和突尼斯企业家等在交谈

这是在开罗拜会埃及中国友好协会主席

拜会埃中友协主席

这是和埃及朋友在埃中友协总部门口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