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叙--
唐代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航线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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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述考释的是由阿拉伯商人或旅行家记载的从阿拉伯到中国的海上交通航线，而从中国到阿拉伯的航线则在中国史书中有记载，其中最完整的应数《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三下所述的“贾耽所志广州通海夷道”。贾耽，字敦诗，沧州南皮人，于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年）任宰相，是唐代著名的地理学家。他潜心于中外地理研究达三十年之久，对“绝域之比邻，异蕃之习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闤闠之行贾，戎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闾闫之琐语，风谣之小说，亦收其是而芟其伪”。(22)由此可见，贾耽的记载是经过广泛的社会调查，根据当时航海来华的外国商人的讲述，加上本国商人的亲身经历，以及在百姓中流传的各种传说，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综合研究而成，其重要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下面将其记载的从广州到阿拉伯的海上交通航线分段进行考释：
1、从广州至越南南端海域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两日行至军突弄山。”屯门，为外国船只进入广州的入口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三曾说道：“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伯希和根据《广东通志》卷一二四地图上尚载有屯门之名，认为其地在大屿山及香港二岛之北，海岸及琵琶洲之间。(23)九州石，船只西行二日到达的九州石，大约是海南岛东北角的七洲列岛，西文称为Taya列岛。象石，船只沿海南岛东岸南行二日到达的象石，大约为今海南岛东岸万宁县近海的大洲岛，西文称为Tinhosa岛。占不劳山，又称岣崂占(Culao
Cham)或占波补罗(Campapura)，即今越南中部东海岸外的占婆岛。环王国，指当时统治越南中部的林邑，《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环王传》称：“环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劳，亦曰占婆。”陵山，《隋书》卷八十二《赤土传》称为“陵伽钵拔多”，为梵语Linga-parvata的对音。Linga梵语意为林伽，Parvata意为山，整个词的意思是“林伽山”。因林伽是湿婆神拔陀利首罗(Bhadresvara)的象征，故亦称为灵山、大佛灵、大佛灵山、佛灵山、灵山大佛等等，其地约在今归仁以北附近的Sa-hoi岬，湾内有一港称为Langson。门毒国，门毒距离陵山只有一日航程，故伯希和认为，应在归仁方面求之。古笪国，占城碑文中的Kauthara为其对音，系越南东南海岸芽庄的梵文名称(Nha-trang)。奔陀浪洲，即宾童龙(Panduranga)，今越南东南海岸的藩朗(Phanrang)。军突弄山，为马来语Pulau
Kundur的对音，意为“南瓜岛”。黄衷在《海语》卷三《畏途·昆仑山》曾描述：“冬（南）瓜延蔓，苍藤径寸，实长三四尺，大逾一围，糜腐若泥淖。”华语将其音译为“昆仑山”(Pulau
Condore)，指今越南东南端外海的昆仑岛。
2、从马六甲海峡到孟加拉湾
“又五日行至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祗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箇罗国，箇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祗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四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兰洲。”海峡，为马来语Selat的意译，“石叻”则为音译。土著所谓的“质”，是Selat的节译，指的是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罗越国，马来半岛有一种族称为雅贡人(Orang
Jakun)，学术界称之为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a)，属海洋蒙古利亚种(Oceanic
Mongoloid Race)，大多居住在马来半岛南部的柔佛、森美兰、彭亨及廖内群岛等处。该种族分为两类，凡居住在陆地者称为“陆雅贡”(Land
Jakun)，居住在海滨者称为“海雅贡”(Sea
Jakun)。海雅贡主要集中在柔佛海峡及柔佛群岛，当地人称之为Orang
Lant，意即“海人”。贾耽所言的“罗越”殆为Lant的音译，其地为新加坡北岸的柔佛。(24)佛逝国，亦名室利佛逝，为Crivijaya的音译，其地在苏门答腊岛东北的巨港(Palembang)、占卑(Jambi)一带，或泛指苏门答腊岛全部。诃陵国，诃陵一名的起源，据说是印度羯陵迦(Kalinga)民族东移后，以其母国名来名其移居地，指的是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葛葛僧祇国，费瑯认为，此名或为马来语Kakap
Jengi的音译，疑即黑人峡(Selat
Zangi)，即今之Gaspar峡。(25)箇罗国，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称为羯茶(Kedah)，阿拉伯人称之Kalah，其地在马来半岛西岸的吉打。哥谷罗国，伯希和认为，此地应求于吉打西北或西南的朗卡维岛(Langkawi)或槟榔屿(Poulo
Pinang)。(26)胜邓洲，伯希和认为，胜邓并非一洲，而为苏门答腊的一部分，即在德利(Deli)与朗加(Langkat)一带。”婆露国，即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的婆鲁师、《新唐书·室利佛逝传》的郎婆露斯，指的是苏门答腊岛西岸以出产樟脑著名的巴罗斯(Baros)，因中国人称樟脑为婆律膏，故将其产地译为婆律。婆国伽兰洲，殆为马欢《瀛涯胜览》中的翠兰山之讹，指孟加拉湾的尼科巴群岛(Nicobar)，冠以“婆国”二字，可能当时为婆露国的属地。
苏门答腊 樟脑
3、从斯里兰卡至波斯湾
“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国。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国。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崑山来，西流至提国北，入于海。又自提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南入于海。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罗国，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师子国，亦作僧伽罗(Simhala)，或细轮叠(Sirandib)等，指印度洋的锡兰岛，今斯里兰卡。没来国，为《大唐西域记》卷十的秣罗矩吒(Malakuta)，亦即秣剌耶(Malaya)或麻啰拔(Malabar)，今译马拉巴尔。因bar在波斯语意为临海国，故贾耽仅译其国名为没来(Mala)，指今南印度的马拉巴尔沿岸，似特指奎隆(Quilon)一带。拔国，疑指昔日之Barygaza，今之布罗奇(Broach)，位于印度西北部的纳巴达河口，在坎贝湾内。提国，为阿拉伯人Daybul的译音，亦殆为《大唐西域记》的谢屈，对音为Zabul，其地今印度西北部卡提阿瓦(Kathiawar)半岛的第乌(Diu)。弥兰大河，阿拉伯人通称印度河为Nahr
Mihran河，“弥兰”为Nahr
mihran的译音。新头河，即梵语Sindhu的译音，意为“甘”；或即波斯人所谓的Sinda，Sind为河之义，指今印度河(Indus)。渤崑山，殆为崑崙山之讹。印度河在今巴基斯坦，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克什米尔，在提（第乌）之北入于海。提罗卢和（罗和异）国，即靠近伊朗，为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Euphrates
& Tigris)会合处的阿拉伯河东南面的Djerrarah。桑原骘藏认为，马素地在《黄金草原》一书中记载在巴士拉(Basra)与乌巴剌(Oballah)所处的波斯湾头，或距乌巴剌不远处有一海滩，为著名的Djerrarah地方。在航道的入口处，建立三个高木架，夜间点火于其上，从Djerrarah海滩上则可看到。因此，贾耽谓之“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28)乌剌国，即今波斯湾头，阿拉伯河河口的乌巴剌(Oballa)。弗利剌河，为幼发拉底河，即Furat的译音，指今阿拉伯河(Shatt
ul Arab)。末罗国，从其所处的位置及对音来看，应属巴士拉(Basra)无疑，当时为两河流域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缚达城，茂门王即哈里发，其都缚达城为阿拔斯(Abbas)王朝的首都巴格达(Baghdad)。
从上述考释中可以看出，早在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海上交通已非常发达，由于两国的商船来往频繁，故对由巴士拉出航，经波斯湾、阿拉伯海、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到中国的航线，或者从广州起航，经越南海域、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印度洋、波斯湾至巴士拉的航线，无论在阿拉伯旅行家的游记，或者在唐代的官方文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当时在这条航线上穿梭航行的，除商人外，还有不少往西天求法的高僧，如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所记载的常憨禅师，“附舶南征，往诃陵国，从此附舶，往末罗谕国，复从此国欲诣中天”；明远法师，“遂乃振锡南游，届于交趾，鼓舶鲸波，到诃陵国，次至师子洲，为君王礼敬”；义净本人亦于咸亨二年(671)，随龚州使君冯孝铨至广府，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29)同时也有唐朝官员从阿拉伯直接搭乘商船到广州，如天宝十年(751)随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的杜环，在怛罗斯(Talas)战役中被俘，在阿拉伯居留了12年，至宝应初年(762)才从波斯湾搭乘商船返回广州。(30)这些说明，当时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海上交通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然而，至唐末，双方的贸易则逐渐走向衰落，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时，把那里的桑树和其他树木全都砍光，使阿拉伯商人失去了货源，特别是丝绸；二是唐朝官员对阿拉伯船主和船商过度搜刮，强迫他们承担不合理的义务，没收他们的财产，甚至往日规定所不容许的行为也都得到纵容。阿拉伯商人遂渐渐不到广州进行贸易，而转移到马来半岛西岸的箇罗，使该城市成为从斯拉夫和阿曼等地来的阿拉伯商船的聚集地，他们在这里与从广州来的中国商船会合。而中国商船也不必像以前那样远航到阿曼、斯拉夫、波斯或巴林沿岸，以及乌巴剌、巴士拉等港口，只要在吉打就可得到阿拉伯的商品。(31)于是，中国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重心遂从广州转移到了马来半岛。
注释：
①真人元开：
《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页。
②③⑨(15)(16)(19)(20)费瑯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页；第114页；第66页；第41～46页；第42页；第66～67页；第115页。
④⑤⑩(11)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7、32页；第29页；第40页；第41页。
⑥(13)(21)(25)费瑯：《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苏门答腊古国考》，北京：
中华书局，2002年，第110页；第38页；第119页；第59页。
⑦冯承钧编：《西域地名》，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9页。
⑧韩振华：《公元六、七世纪中印关系史料考释三则》，厦门：《厦门大学学报》（文史版），1954年第1期。
(12)(28)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1页；第24～25页。
(14)(23)(26)(27)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90页；第63页；第131页；第132页。
(17)霍尔：《东南亚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6页。
(18)陈佳荣等编：《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39页。
(22)《旧唐书》卷一三八《贾耽传》。
(24)韩槐准：《旧柔佛之研究》，新加坡：《南洋学报》第五卷，第二辑。
(29)《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1～52、72、152页。
(30)张俊彦：《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第83页。
(31)马苏第著、耿昇译：《黄金草原》，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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