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件玉人表现的是同一类人，即红山时期巫的形象，是巫在作法时不同状态下的表现。剑桥玉坐人和故宫玉坐人为作法入定时的状态，牛河梁玉人则是神灵附体后的作法状态。它们都代表了特定场合下的一种巫傩之像。

2002年，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四号墓出土了一件玉人，高18.6厘米，黄绿色玉质，裸身，身材短小清瘦，五官清晰，双目微闭，眉头紧锁，嘴半张，双手抚于胸前，五指分开（图1）。这一玉人形象，似一尊神灵附体的巫傩之像，常被学者解释为巫人，墓主人也被推测为红山文化晚期一位通神独占的大巫或者一人独尊的萨满。
牛河梁出土的玉人，是红山文化考古发现的第一个全身形象的玉人像，证明红山时期完全有可能雕琢全身玉人像。2007年，当我看到这件玉人时，忽然联想到故宫所藏的一件玉人形器，因非考古出土品，其时代归属一直存在争议，所以长期被打入“冷宫”不被重视。受牛河梁玉人的启发，我回故宫再次拿出所藏之玉坐人，细细审看，越发认为这件玉器不仅是真正的红山文化玉器，而且和牛河梁玉人一样是一种特定身份的标志，其持有者是当时红山社会中等级极高的人物，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地位，所以有必要将这件玉器重新提出并作介绍研究。
故宫所藏玉坐人像（图2），高14.6厘米，宽6厘米，厚4.7厘米。黄绿色玉料，身上有大面积的铁褐色沁斑。器形为带动物冠的坐姿人像。人像尖下颌，蛋形首，面部窄而前凸，裸身，头上戴一动物首形冠，冠上两处圆凸，似动物眼睛，有两个竖直的长角，双耳镂空。头顶动物两角之间有非常浅的网格纹。人形细腰，上肢弯曲抚于腿上，坐姿，身体的比例与人体比例相似，可以推断为人。颈背部有大的对穿孔，可以悬挂佩带。
1983年初，内蒙古几位牧民携此玉，仅以500元的价格卖给故宫。当时几位专家多认为是商以前之物，也有人认为稍晚，最后将其放在了辽金玉器中。但是，从治玉工艺上看，这件玉坐人身上有许多线切割的痕迹，底部还有片切割痕迹，切割工艺较为原始；人首背颈部打对穿孔，外大里小，并有较粗糙的螺旋纹，是原始的钻孔技术。这些细部带有明显的史前玉器工艺特征。所用的玉料为红山玉器常用的岫岩闪石玉料，与牛河梁出土的玉人用料相似，并且玉中沁色也极为相似，都是铁褐色的沁斑。玉坐人头冠中间有浅浅的网格纹，如不仔细查看很难辨认出来，这与三星它拉“C形”玉雕龙额上及颚底之网格纹相似。这些都是史前红山文化玉器上的特征。造型上，原来一直认为是兽面人身，但仔细观察，可以看出人面部隐约有推磨出的眼睛，人面上部的两个大圆凸眼并非人眼，而是人所戴兽冠的眼睛，所戴冠似傩舞时带的动物冠面，夸张而令人敬畏。
英国剑桥大学菲兹威廉姆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的林政升先生曾给我看过其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玉器照片，其中有一件是中国早年流散出去，1961年入藏其馆的玉雕坐人像（图3）。神像高12.2厘米，玉质为黄绿色岫岩闪石玉，与故宫所藏玉坐人及牛河梁玉人的玉质类似，铁褐色的沁色也一致。其坐姿造型与故宫玉坐人像相似，玉人脸型为尖下颌，五官较为清晰，弯眉，长眼，三角形鼻，类似于牛河梁玉人之面，但没有紧蹙眉头。人物裸身而坐，头上戴有兽首，正面看似帽，从背后看更似披着整张兽皮，兽皮披至腰际，截为裙状。从器物上面看，则是一高举前肢的熊的上半身（图4）。
熊在红山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红山文化二号和四号地点积石冢墓地中都曾出土过熊的下颚骨，说明崇熊习俗由来已久。熊崇拜也是东北渔猎民族所特有的习俗。红山文化以熊为主要崇拜对象，与出土玉器的地域特征十分吻合。但是对剑桥大学博物馆藏的这件玉坐人头戴之物，我认为并不只是熊冠，而是披了一张带有熊头的熊皮。将熊头制为冠帽状，在玉人正面面部可以清晰地看出人面和熊帽的分界线。从背面看，则是熊头与身上的裙衣连在一起，只有整张熊皮披在人身上才会有此装束。所以，这件玉器仍是以人为主体，可以说是一个披着熊皮的人。人物本身依然与故宫所藏及牛河梁出土的一样为裸身的玉人像。
至于故宫玉坐人头戴的动物冠帽，从人背部形象看，没有披着长兽皮，只是将某种动物头制成冠戴在头上，长长的角，圆凸的眼睛，头面似乎也较窄，它又是什么呢？在敖汉旗小山遗址和南台地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曾发现有写实性极强的刻划纹鹿首形象，有学者曾提出三星它拉“C形”玉雕龙的兽首可能与鹿首有关。而鹿在红山时期也应是常见的山林之物，这件玉人头所戴的兽冠在我看来，更似鹿首。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玉雕人物出现在红山文化玉器中？我最初看到故宫玉坐人时一直有这样的疑问，剑桥玉坐人也是这样一个造型，它们代表了什么内涵？如果将牛河梁玉人与这两件传世玉坐人像来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它们其实表现的是同一类人。这三件人像均为裸身，所用玉料相同，可能埋藏条件也基本相同，所以沁色相同，不同的是一站二坐，一个全身赤裸，一个仅戴兽首作冠，一个身披兽首兽皮。
学界目前已普遍认为牛河梁出土的玉人代表了一种巫人，玉人的主人是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专职祭司——巫师，也有人称之为“红山萨满”。而巫师或萨满在行巫术的过程中，则会经历：静坐—神灵附体（昏迷状态）—作法（游动昏迷状态，神灵代言人）—平静（逐渐恢复正常状态）。如果认定牛河梁出土的那件玉人是巫师进入了神灵附体的痴迷状态或已进入行法的状态的话，则这两个玉坐人似乎是巫师在行巫术过程中的另一个状态，总体来说是一种较为平静的状态。同样赤裸身子，但已戴上或披上了兽冠或兽皮，这时，兽冠和兽皮似乎是他们身穿的一个道具，如举行大傩时要戴的“傩面”一样。
这里还要注意一个细节，剑桥大学那件玉坐人赤脚踩在一个圈状物上，很难解释这一圈状物是何物，但在这里出现应不是随便而为，当有其特定的意义。我认为这是一种为灵魂或象征巫师本人升天借助的一种法物，正如牛郎借用老牛之角挑着一双儿女飞上天空追赶织女一样，这一半圈状的法物可以解释为动物之角，例如前文所提到的神鹿之角。那么这件玉坐人也可以解释为巫师踩着鹿角，披着熊首冠衣，在进入神灵附体前刚刚入定的状态。而故宫玉坐人，虽没有踩鹿角，但戴着鹿首冠，似乎可以凭借鹿奔跑飞跃之力进入升天状态，这可能也是一种神灵附体前的入定状态。牛河梁玉人则可能是巫师在神灵附体后，作法之时去掉了道具，专心与神对话，进行行法的姿态。
由此，这三件玉人表现的是同一类人，即红山时期巫的形象，是巫在作法时不同状态下的表现。剑桥玉坐人和故宫玉坐人为作法入定时的状态，牛河梁玉人则是神灵附体后的作法状态。它们都代表了特定场合下的一种巫傩之像。
从牛河梁玉人出土的墓葬规模看，为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是牛河梁已知墓葬中较大者。考古学家推断墓主是一位通神独占的大巫。此说若成立，则故宫这件玉坐人与剑桥大学的玉坐人的文化归属及当时拥有者的身份等级当与此同，均应为身份地位极高的大巫。这两件传世玉巫人像的出现也为红山文化玉器乃至对史前红山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和不可忽视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