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之人必有好书之癖。“余少贫不能买书，然好书之颇切每遇书肆，垂涎翻阅，若价贵不能得，夜辄行诸梦寐。曾作诗‘塾远愁过市，家贫梦买书。’”“垂涎翻阅”“梦中买书”何其精彩！这番自叙足见袁枚好书之情理。

    有了好书之情理，必走学问之道。袁枚认为，“《四子书》如户牗，《九经》如厅堂，《十七史》如正寝，杂史如东西两厢，注疏如门枢，类书如橱柜，说部如疱福井宴，诸子百家诗文词如书舍花园。厅堂正寝，可以和宾；书舍花园，可以娱神。今之博通经史而不能为诗者，犹之有厅堂大厦，而无园榭之乐也。能吟诗词而不博通经史者，犹之有园榭而无正屋高堂也。是皆不可偏废。”袁枚以户牖、厅堂、正寝、厢房、门枢、花园为喻，给我们指出了做学问之路，也是读书之路。“经史”与“诗词”要相映衬，“和宾”与“娱神”相结合，故而读书时不可偏废，要博学之。

    做学问，“多读为要”，袁枚引用李玉洲语来说明，“凡多读书，为诗家最要事。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欲其助我神气耳。”读书要用心而不是用力，否则，“狮子搏兔，必用全力，终是狮子之愚。”

    对“读书破万卷”，袁枚认为，“破”字与“有神”三个字，全是教人读书作文之法。“盖破其卷，取其神，非囫囵用其糟粕也。蚕食桑而吐者丝，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酿者蜜，非花也。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痰瘤。”

    这里袁枚告诉我们读书要善读，要创造，犹如蚕吃下的是桑叶而吐出的是丝，蜜蜂采集的是花粉而酿出是蜜。我们读书阅读的是文字，获得的是思想、文化、精神。

    袁枚在“破万卷”中，获得这样的真知：“自古文章所以流传至今者，皆即情即景，如化工肖物，着手成春，故能取不尽而用不竭。不然，一切语古人都已说尽，何以唐、宋、元、明才子辈出，能各自成家而光景常新耶？……贴切此人此事，丝毫不容假借，方是题目佳境。”

    做学问之中，袁枚引自他的老师方孝孺《赠俞子严溪喻》告诫我们：学者之病，最忌自高与自狭。他论道：“自高者，如峭壁巍然，时雨过之，须臾溜散，不能分润。自狭者，如瓮盎受水，容担容斗，过其量则溢矣。善学者，其如海乎。旱九年而不枯，受八州水而不满。无他，善为之下而已矣。”水为善下方成海，袁枚深得老子之精髓。“旱九年而不枯，受八州水而不满”这是善学者的最高境界，后生“虽不能至”但应“心向往之”。

    我们常说，某人天分高，可惜不读书；某人精明，可惜太刻薄尖酸。“骥虽力好终须德，人果才高断不狂。”袁枚却这样认为，“天分果高，必知书中滋味，自然笃嗜。精明者，知其事之彻始彻终，当可而止，必不过于搜求；搜求太苦，必致自累其身。”所以，袁枚说，“不读书，便是低天分；行刻薄，真乃大糊涂。”

    反观历史及当下，有多少糊涂之人啊！这也是不善学者之病。

    俗话说，“雨过地皮湿”，“锯响就有沫”。读书之后必有“倾吐”。袁枚是诗人，他主张“诗立于纸”。袁枚说，“一切诗文，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人活则立，人死则卧。用笔亦然。”

    写诗容易改诗难。袁枚引用唐子西语既道出改诗的艰难，也表明创作的艰辛：“诗初成时，未见可訾处，姑置之。明日取读，则瑕疵百出，乃反复改正之。隔数日取阅，疵累又出，又改正之。如此数四，方敢示人。”这表明写作需要反复修改，需要时间去沉淀。对修改，袁枚说：“诗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则心浮；多改，则机窒。”修改文章也需要有个度，否则修改就会陷入越修越糟的境地，这也违背了写作的初衷。

    模仿是写作的开始，也是在学习基础上的创新。袁枚认为“翻陈出新最妙”。邯郸壁上有人题诗：“四十年中公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替先生借枕头。”严子陵钓台有人题诗：“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袁枚分析，“大概杜、韩以学力胜，学之，刻鹄不成，犹类鹜也；太白、东坡以天分胜，学之，画虎不成，反类狗也。”模仿也要看模仿对象，袁枚认为，天分是学不来的，譬如王羲之写《兰亭集序》，就连着他本人事后再写也写不出当初的神韵。如果生硬模仿，那只能“画虎不成，反类狗”。

    叶横山也说：“好摹仿古人者，窃（学习）之似，则优孟衣冠；窃之不似，则画虎类狗。”

    佛云：“学我者死。”谚语“死蛟龙，不若活老鼠。”从中皆可悟出作诗文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