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校本课程建设的六个关系^①

江苏扬州市红桥高级中学  李  森

江苏张家港市教育局教研室  龚海平

【摘  要】随着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小学校本课程建设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如同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一样，校本课程在建设过程中也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本文着重讨论了如何正确处理校本课程建设中六个方面的关系，阐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国家课程与校本课程整合与互补、校本课程的多样性必须以学生的个性化为基础、在校本课程建设中实现学校文化重建等主张，指出校本课程建设的根本出路在于坚持“校本”基础上的“促进学生的发展”这一育人目标。

【关键词】校本课程；校本教材；文化重建；学生发展；教师成长

校本课程就是学校自主决定开发与实施的课程，其核心是“校本”。对于“校本”的概念界定，人们一般都理解为“以校为本”，这种理解似乎言简意赅，但因其表述过于笼统，学术界更倾向于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Change（1998：130）对其所作的解释，即“有关课程的设计、内容、组织和呈现以及教学、学业评定等主要的决策都必须在学校这个层面上进行。”

“从学校课程发展历史来考察，校本课程的历史和学校教育的历史几乎一样悠久。古代学校的课程在较大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是由学校或私塾教师自己决定的，那时在课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校本课程。但是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校本课程（school-based curriculum），则是作为与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相对应的课程形态。”（王国华等，2013）作为与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相对应的课程形态的校本课程，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的一次课程改革运动。“由于它代表了课程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向，所以影响非常广泛。”（刘世民、张永军，2013）

我国自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以来，中小学校本课程的建设也在日益受到重视。一方面，国家教育部明确了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是由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三个方面构成的，同时还明确规定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占总课时数的10%到12%，这就从国家行政层面对校本课程建设提供了强而有力的课程政策保障；另一方面，不少地区的中小学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已经相继开发了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毋庸讳言，不少地方在校本课程建设中也程度不同地暴露了一些诸如因价值取向的偏差而貌合神离的问题、因课程灵魂的缺失而导致课程体系支离破碎的问题、因诸多环节的省略而徒留校本教材形式的问题和因课程开发孤军奋战而致使课程建设质量低下的问题。（郭继东，2004）其实，现在看来，校本课程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已经远远不止这些。这些问题都是校本课程建设中产生的具有探索和发展性质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只是表现为现象，而只有研究和解决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才具有理论研究的价值和实践纠偏的意义。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这里试就如何正确处理校本课程建设的诸方面的关系展开讨论，以期对从根本上破解校本教材建设中的难题有所裨益。

一、校本课程与国家课程的关系

我国的中小学校本课程建设是在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保障与支持下、主要依赖于学校内部驱动进行的，因此在校本课程的建设过程中，首先要正确处理校本课程与国家课程的关系。

国家课程，一方面体现了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课程观，其统一性要求远远大于学校实施教育的个性化需要，另一方面，国家课程永远都是学校课程的主体，校本课程只能是对国家课程的个性化补充、拓展和延伸。国家课程和校本课程各有优势，是不能相互取代的。以国家课程为主，加强二者之间的整合与互补，应该成为处理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基调。

以综合实践活动这门贯穿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国家课程为例，其四大板块之一的“研究性学习”在校本课程建设中就大有文章可做。学生在科学课程中学到的科学知识与初步的实验操作技能，在思想品德课程中学到的尊重、理解、包容、合作等文明礼仪的道理，在语文课程中学到的语言文字与表达方法，在数学课程中学到的计算、作图与数理统计、分析等知识与方法，均可共同作用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研究性学习这一板块的实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课程基本解决了知识的建构与传授的问题，但是不足以解决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的运用问题，至少可以说，在实施国家课程的过程中，知识转化为能力的实践空间还是很大的。针对这一点，以研究性学习为主要特征的校本课程建设就有了自己的空间和课程实施的价值。

事实上，由于国家课程的教材编写总是表现为分学科进行的“各自为战”，因此，多门学科教材之间不仅存在课程目标上的相互重复，而且也存在内容上的彼此交叉。如：品德与社会的课程目标有：珍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珍视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关爱自然，保护生态环境；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见解，能够与他人交流与合作；学习搜集、整理、分析和运用信息的能力；初步了解生产、消费活动与人们生活的关系，等等。科学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也均有这些目标。“统计显示，3至6年级的国家课程科学、品德与社会，与地方课程环境教育、安全教育的交叉重复率达到48%至61%。”（崔秀梅，2013）因此，通过对国家课程的适度整合，开发出相应的校本课程，无疑对更好地促进国家课程的实施和校本课程的自身建设是极其有益的。

二、校本课程的多样化与学生的个性化的关系

从教育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应运而生的校本课程的起因来看，校本课程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乃是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和发展的需要，这也是“以学生为中心”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课程建设上必然要求和体现。

必须承认，国家课程更多强调和突出的是统一性和普适性，没有可能做到考虑到每一个学生作为学习个体的差异，也没有可能照顾和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爱好、潜能、特长、志向、理想等的个性化学习和发展需求。因此，在校本课程建设上，必须坚持多样化，而不能满足于一所学校开发一两门或仅仅几门校本课程，因为只有做到了多样化，校本课程才有可能满足绝大多数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发展的内在需求。

要做到校本课程建设的多样化与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与发展需求，就必须“构建课程领导共同体”，让校长、教师、专家、学生、家长和社区各方面力量参与其中；要做到校本课程建设的多样化与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与发展需求，必须“倡导校长、教师、学生共享课程权力，共同领导课程变革之观点”；（杨四耕，2013）要做到校本课程建设的多样化与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与发展需求，在技术路径上，就必须切实保证作为教育服务对象的学生的主体地位，就必须尊重教师的首创精神和激发、保护他们参与领导课程开发的主观能动性，就必须主要地通过教师、学生自主申报校本课程主题，对其从科学性、可行性及实施的主客观条件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认真而充分的调研和甄别、筛选和评估论证，将最终确定校本课程以菜单形式供师生双方进行双向自由选择。（刘滨雄，2013）深圳市宝安区凤凰小学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的研究性学习板块的实践操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一实践路径。

三、校本课程的前瞻性与社会的发展性的关系

与学校其他一切工作一样，校本课程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所谓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说到底，就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有利于社会生存和参与社会竞争、促进社会进步的人。因此，校本课程建设必须处理好校本课程的前瞻性与社会的发展性的关系。

现在，不少学校的校本课程的建设处于低水平的、没有多少课程含金量的、消极应付的运行状态，没有真正考虑到校本课程建设本身能否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未来社会发展对人才综合素养、专业素质的要求相契合。把一些简单的、完全停留于模仿层次的手工劳动与制作作为校本课程，就是当下校本课程建设中司空见惯的一种做法。这种徒有虚名的校本课程，已经从根本上背离了设置这门课程的初衷！

笔者以为，我国中小学校本课程建设应当在全面体现素质教育诸要求与内涵的基础上，注重对学生进行独立人格和批判、质疑精神的培养，突出对学生进行实践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笔者还认为，当今的教育对学生进行跨学科能力的培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教育都显得更为迫切，而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课程本身都是很难做到促进学生跨学科能力的发展的。因此，在这方面，校本课程开发的空间很大。

那么，什么是跨学科能力？对此，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颁布的《定义学科能力：转变课程与评价观》做出了这样的阐述，“跨学科能力包括思考能力、个人与社会能力、交际能力等3种具有内在联系的能力。”（康叶钦、李洁梅，2013）对跨学科能力培养的关键是把握这三种能力在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中的“内在联系”，而不是将这三种能力割裂开来、分散于多门校本课程之中，即绝不可以在某一门校本课程中培养这一种能力，在另一门校本课程中培养那一种能力，而必须将这三种能力的培养统一于校本课程实施整个过程，尽管在实施课程的具体环节中会对某一种跨学科能力的培养有所侧重。

四、校本课程建设与学校文化重建的关系

“课程与文化有着天然的血肉关系。”（郝德永，2002）最近十年差不多是我国教育史上中小学校长最为关注学校文化建设的十年。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然而，社会的浮躁情绪的弥漫使得中小学教育也难以置身其外。一些学校为了搞学校文化建设而搞学校文化建设，结果难免走上“形而上学”的道路。殊不知，“课程文化是学校文化的核心。”（陈树生、李建军，2010）离开了课程文化这个核心，学校的文化建设这个“毛”就会因为课程文化的“皮之不存”而无处附着！

“传统意义上的课程是再生产主流文化的工具，而校本课程则是再生产亚文化的工具。”（刘世民、张永军，2013）与具有严格统一规定性的国家课程相比，校本课程建设中的亚文化对于学校文化的重建更具有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和魅力，其优势和魅力集中而显著地表现在因校本课程的“校本化”而必然带来的学校文化的鲜明个性化。与那些由学校领导们刻意标新立异、主观上人为干预并强势推进的具有标签性质的学校文化特性不同的是，基于校本课程建设而逐步实现的学校文化重建的过程是一个自然的、由里向外的、能够体现师生共同信念和学校文化价值追求的循序渐进的建构过程，而不是一个近乎运动式的、为了追求“标签”效应而人为“打造”的学校文化的怪胎。

校本课程与学校文化重建的关系主要地是在如何将先进的教育理念在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上体现出来。就一所学校而言，校本课程的开发方向究竟是校长或学校领导班子说了算，还是校长、教师、学生、专家、家长、社区代表等多元决策；在若干校本课程中，哪些被确定为选修性校本课程，哪些被确定为必修性校本课程；哪些校本课程被确定为覆盖全员、一以贯之的长期课程，哪些校本课程被确定为个性化选择的短期课程；具体某一门校本课程的实施最终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等等，这些无不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学校的文化。试想，如果教师或学生，或者教师和学生，在校本课程的开发中连最基本的话语权都没有，人们就很难想象这个学校所声称的学校文化中的“民主”究竟为何物！如果学校不能够保障学生对校本课程的选修按照其真实意愿进行自主选择，而是被教师“抓壮丁”般地拉过去上课，人们就无法相信这个学校所声称的学校文化中的“弘扬个性”真的存在。

五、校本课程与校本教材的关系

在对待中小学校本课程与校本教材的关系上，现在普遍地存在着一个误区，似乎只要编写出一本校本教材，校本课程的建设就万事大吉了！事实上，课程就是课程，而不是教材，教材只是为课程的实施而服务的教与学的若干材料中的其中一种材料。更何况，对一所学校的那么多个性差异迥然的学生而言，某一种校本教材是没有任何可能去满足那么多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发展的需要的。

为了规范和方便校本课程的实施，学校当然可以组织力量编写为之服务的校本教材，但是，这样的校本教材往往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例如，张家港市第二中学为了把学生培养成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新世纪的公民，他们就组织开发了《责任文化》校本教材（顾逸飞，2013）。由于这门校本课程涉及到个人与家庭、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世界等方方面面的教学内容，又是面向该校全体学生的，只有通过初一至初三年级连续三年的学习才能完成使用周期，因此编写这本校本教材无疑是必要的。

在处理校本课程与校本教材关系时，必须注意两点：第一，校本教材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更多的校本课程的教材是隐性的，非具象性的、非物化的。例如，张家港市梁丰初级中学的其中一门校本课程《职场模拟》，就不可能采用物化的校本教材形式去组织教学；第二，校本教材有预设与生成之分。尽管任何教材的预设到了投入教学阶段都会不同程度地出现生成的现象，但是确有一些校本课程的实施主要地依赖于创生，而较低程度地依赖预设。例如，深圳市宝安区凤凰小学的其中一门校本课程《凤凰文化》是专门研究学校所处的福永街道凤凰村民风、民俗、民歌、民谣，这门校本课程的实施主要地依靠通过社会实践，调查、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一主题的资料信息，课程目标实现的其中一个物化结果就是形成《凤凰文化》专著。当然，这样的专著将来有可能反过来又会成为未来该校学生的校本教材。

由此可见，校本课程的时效性、灵活性、动态发展性等特点和校本教材开发的使用范围、周期、效率及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等因素决定了并非所有校本课程都得拥有相应的校本教材。实践表明，既不需要、也没有可能为每一门校本课程都研发校本教材，且决定校本课程实施水平的根本因素也不在于其是否拥有相应的校本教材。

六、校本课程建设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关系

英国课程学家劳顿认为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有三个：技术的变化、教学思想的变化、教学内容的变化。校本课程开发的价值追求有三方面：学生个性的发展、教师专业的成长、学校特色的形成。校本课程开发还会促使教师在课程观、教学观、学生观、教材观上的自我超越，激发教师的专业进取精神和增强教师之间的合作意识，其自然结果就是引发教师专业发展。（傅建明，2002）

然而，相当一部分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对校本课程建设与教师专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一些中学校长和中学教师的身上散发着一股不屑一顾的浓烈情绪，他们固执地认为校本课程建设有碍学生对升学考试学科的学习，分散教师的精力，不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这种主观臆断是极其有害的！

实践和研究表明，校本课程建设有助于提高教师的课程能力、研究能力和教学能力，有助于教师改变对知识本质的看法，为教师知识结构的改变提供可能，并不断增长其实践性知识。张家港市第八中学教师朱成，原本是一位英语教师，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很有限。就是这样一位英语教师，自从十年前接受了学校的《建模·车模·海模·航模》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任务后，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不仅把这门校本课程开得越来越好，而且在学生参加市级、省级和国家级的建模、车模、海模、航模大赛频频获得大奖的同时，他本人也获得了许多殊荣。如今，他已经成为全省缺指可数的金牌中学科技辅导员之一。

无独有偶，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教授Shoshana Keiny（1993：86）对校本课程建设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关系作了多年的实证研究，其所跟踪研究的三个案例无不表明，在校本课程开发（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简称SBCD）的过程中，老师们通过合作互助，沉醉于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不断审视和修订课程目标，确确实实经历了一个专业成长过程。

校本课程建设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其中值得关注和认真对待的方方面面的关系还有很多，课程的选题与策划、课时的整合与安排、国家课程的学科性知识如何在校本课程中加以跨学科综合运用等，还有待广大同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抓住了校本课程的“校本”这两个关键词，只要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确确实实能够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的内在需求和促进学生的发展，校本课程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最终都将是能够迎刃而解的。

①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学校和谐教育研究”（项目编号：FFB050989）的子课题“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Hargreaves Andy, Lieberman A, Fullan M, Hopkins D W.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Change: Part One[M].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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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继东. 校本课程开发中的误区探析[J]. 教育科学研究，2004（8）：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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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顾逸飞. 责任文化[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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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Shoshana Keiny.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s a Proces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J]. Educational Action Research, 1993(1)：86.

本文原载《江苏教育》（教育管理）版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