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名为《三笑》，实际上只写了两笑，最后一笑还要留待生命结束之时，虚晃一枪，这且不谈。现在可以探究的是这两次“笑”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次，两个老教授，在浩劫中都被“打翻在地”，在学校里强迫劳动，偶然之间发现身边空无一人，于是同时迸发出一场大笑。——这又有什么可笑的？又有什么可记的？第二次，三个人劳动，两个还是老教授，再加上一个“嫁给中国丈夫的日本女人”，也是在无人看守的情况下，迸发出一场大笑。——也没有什么可笑，也没有什么可记。这些是不是作者故弄玄虚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整个“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闹剧、一场丑剧。人们迫于形势，不得不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或是“红卫兵”、“造反派”、“革命者”；或是“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特务分子”。只是闹得时间久了，似乎真是那么一回事了。“革命者”“革”的习以为常了。“劳改犯”“改”得认命了。大家都随着“剧情”的发展，亦步亦趋地顺流而下。突然，有了一个间隙，似乎两个演员回到后台休息片刻，猛然发现自己不过是在演戏，不过是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实际上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正如石头、扁担、箩筐一样自然，这才从心底里迸发出笑声，说明这没完没了的串演闹剧，太可笑了，太无聊了，太荒谬了。在这笑声中，大家都回到了“人”本身。于是：“轻松多了。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石头也不大不小，抬起来也不轻不重，缓步当车，自觉劳动，自然自在，自得其乐，······”又恢复到正常人的心态。但是，“开口大笑，不必说话，不用思想，超出了一切，是不是彼此别有会心？不一定。”这“不一定”三个字极妙。相当于陶渊明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忘言”的境界，能够体会，并不玄妙。

作者写完“两笑”之后，为什么要预先写上“第三笑”，即“登上八宝山，‘火遁’、‘尸解’的时候”那一笑呢？我想，他大约也是把整个人生看成一场戏，在生命结束时，自己对自己发出会心的一笑。——这要比哭的境界高得多了。

其实，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文章中还有一笑也属于这一类的，即“我的女朋友告诉我，她好像不会脸红。我告诉她，我不会流泪。于是两人相对开心笑起来，觉得真够做朋友”。由此可见，真正的夫妻情人，或是知心朋友，就是能够忘怀大笑的人，就是彼此能把心打开的人。

什么是幸福？就是经常能够这样忘怀得失，开心大笑的生活。

金克木（1912-2001）1935年在北平大学图书馆任职员。1938年后历任香港《立报》国际新闻编辑，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学、湖南大学教师，1941年到印度加尔各答，任《印度日报》（中文）编辑。1946年回国，历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