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沅陵的人》与《湘西·引子》对照阅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沈从文写作《沅陵的人》的谋篇结构，以及寄寓其中的深情和用意。

《引子》一 一列出了人们对于湘西的几种片段印象或想象，稍作归纳如下：

一、苗区匪多、妇人放蛊、男人嗜杀；

二、路坏地险、人极野蛮；

三、辰州符及赶尸传说；

四、地方文化水准极低、人民蛮悍愚蠢。

《沅陵的人》可说正是有针对地对这些“十分可笑”的想法和荒唐印象作了解释和辩护。散文的行文也依此逐一展开。开篇即是写由常德到沅陵，一个旅行者车上的感触：第一是公路上并无苗人，第二是公路上很少听说发现土匪。开门见山地对苗区匪多之说作了“纠谬”。

接着便是谈路况：路面“修理得异常良好，不问晴雨都无妨车行”。进而由路及人，“公路上行车的安全设计，可看出负责者的最大努力”。更对数年前裹粮负水来这高山峻岭修路的壮丁表示敬仰和感谢。在描写这些壮丁时，沈从文称他们为“默默无闻沉默不语真正的战士”、是“无名英雄”，完成的工作“十分伟大”。只要留心一下作者使用的那些表意崇高的词汇，就可明白他对这些“可爱的乡下人”充满了怎样的敬意。

写完了男性的勤勉，耐苦耐劳，沈从文又将赞美（同时又是辩诬）的笔指向女性，这些被外人认为专长于放蛊的女子，在沈从文笔下却是工作“既敏捷，又能干”，还承担了许多男子的劳役。但她们并不因此失却女子爱美的天性。这些女子同样是值得尊敬与同情的。

沈从文热情赞美了湘西男女的勤苦耐劳，可负大用，甚至还向当政者发出“好好使民”的呼吁。“单从这条路的坚实和危险工程来看，就可知道湘西的民众，是可以为国家完成任何伟大理想的。只要领导有人，交付他们更困难的工作，也可望办得很好。”“只要在上的不过分苛索他们，鱼肉他们，这种勤俭耐劳的人们，就不至于铤而走险发生问题。”这种直切亢进的言辞，使他的这篇散文少舒缓之态而多峻急之风，呈现出很强的政论色彩。

沈从文又将辩诬的重点放在了“辰州符和赶尸传说”上，他正本清源地揭开了笼罩在此之上的迷雾，不厌其烦地驳斥了谬说，最终还事实以本相：那不过是一种流传多年的荒唐传说罢了。在沈从文的这些叙述中，处处可见其纠正人们对湘西社会误解的热切之情。

之后，沈从文又着重为湘西“匪多”作了辩护，解释了匪多的原因。“因兵役法的缺憾，和执行兵役法的中间层保甲制度人选不完善，逃避兵役的也多，这些壮丁抛下他的耕牛，向山中走，就去当匪”。“匪多的原因，外来官吏苛索实为主因”。这些土匪所谓“嗜杀”，也多不实，他们对搜刮过多的外来人，确实杀人取命，但并不胡乱抢劫杀人。在这些看似平静的文字下，多少隐含着对这种“逼良为匪”的严峻现实的痛楚和愤激。

在对上述误传作了丝丝入扣的辩护之后，沈从文笔下顿时变得舒展多彩起来，呈现了一幅可敬可佩的沅陵人物谱：从古道热肠的“大老爷”，到周家的“夭妹”，再到柳林岔的孤儿寡母，沈从文向世人展现了湘西民众很特别的、复杂的、却健全美丽的人性，这些动人的描写给先前那些理性极强的文字衬上了一层温情的底色，在散文的前后布局上也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但是，同样地，这些温情的文字，也依然是针对着人们对湘西人“蛮悍愚蠢”之类的责难而设的！

沈从文的散文留给读者的印象大多是那些深情款款的文字，但或许是内容决定形式，在《沅陵的人》中，我们领略更多的是那些雄辩滔滔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