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汉江》宋之问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这是宋之问中宗神龙二年（706）奉恩旨从泷州（治今广东罗定市东南）贬所北归，途经汉江（指襄阳附近的一段汉水）时写的一首诗。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岭外：五岭以南，广东省广大地区，通常称岭南，唐代常作罪臣的流放地。书：信。这两句是说，我离开家乡到了五岭之外，经过了一个冬天，又到了春天。因为交通不便，和家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这两句追叙贬居岭南的情况。贬斥蛮荒，本就够悲苦的了，何况又和家人音讯断绝，彼此未卜存亡，更何况又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历冬春，挨过漫长的时间。作者没有平列空间的悬隔、音讯的断绝、时间的久远这三层意思。而是依此层递，逐步加以展示，这就强化和加深了贬居蛮荒期间孤孑、苦闷的感情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断”字、“复”字似不着力，却很见作意。作者困居贬所时那种与世隔绝的处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历历可见，鲜明可触。这两句平平叙起，从容承接，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往往容易为读者轻易放过。其实，它在全篇中的地位很重要。有了这个背景，下两句出色的抒情才字字有根。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来人：渡江时遇到的从家乡来的人。这两句是说，现在我渡过汉江赶回家乡去，离家越近心情越害怕，因为怕有家人不幸的消息等着我，以致遇到同乡，也不敢打听家乡的情况。

宋之问的家乡一说在汾州（今山西汾阳附近），一说在弘农（今河南灵宝西南），离诗中的“汉江”都比较远。所谓“近乡”，只是从心理习惯而言，正像今天家居北京的人，一过了黄河就感到“近乡”一样（宋之问这次也并未北归家乡，而是匿居洛阳）。按照常情，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才对。然而作者笔下所写的却完全出乎常情。仔细寻味，又觉得只有这样，才合乎作者戴罪之人的特定情境。在封建社会的官场的剧烈政治斗争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失败者往往株连九族，其家人的命运掌握在胜利者手中。因为作者贬居岭外，又长期接收不到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怕他们由于自己的牵累或其他原因遭到不幸。“音书断”的时间越长，这种思念和担心也越想两极发展，形成既盼望音书，又怕音书来到的矛盾心理状态。这种矛盾的心理，在由贬所北归的路上，特别是渡过汉江以后，接近家乡之后，变得更强烈了：原先的担心、忧虑和模糊不祥的预感，此刻似乎马上就被路上所遇到的某个熟人证实，变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而长期来梦寐以求得与家人团聚的愿望立即会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因此，“情更切”变成“情更怯”，“急欲问”变成“不敢问”。读者可以强烈感触到诗人此刻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这种抒写，是真切，富于情致和耐人咀嚼的。

诗人正是这样逼真的再现了特殊境遇下对家人的入骨关爱，吟咏出人类心灵的良善韵律，从而引起了千古共鸣。只是这种境遇的造成，诗人不能自辞其咎。据史载，宋之问这次被贬泷州，是因为他媚附武后的男宠张易之，可以说罪有应得，这也说明封建社会文人没有独立人格的悲哀，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但这首诗的读者，却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种共鸣，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时，已经舍去了一切与自己特殊经历、特殊身份有关的生活素材，所表现的仅仅是一个长期客居异乡，久无家中音信的被主流社会排斥的人，在行近家乡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感情，却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于思维的现象，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联系在一起的。这首诗便是一例。

附录：《渡汉江》宋之问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作品译文

我离开家乡到了五岭之外，经过了一个冬天，又到了春天。因为交通不便，我和家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现在我渡过汉江赶回家乡去，不知为何离家越近，心情就越紧张。因为怕伤了美好愿望，以致遇到同乡，也不敢打听家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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