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传记文学名著，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散文作品。他在史学和文学上都有崇高的地位。

从史学上讲，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从远古传说时代写到汉武帝时代的通史，也就是说它是第一部从古至今(对司马迁而言）的伟大历史巨著。同时它还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它以传纪体的的形式，比较完整地记载了汉代当世和以前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和种种活动，使后代对这些人物有史可察，有案可稽，这乃是一个极为巨大的贡献。而且他所记叙的人物，既有上层贵族人物，也有社会下层人物；不仅写汉族，也写少数民族，不仅记中国，也记当时接触到的外国。无论从内容的丰富或所包括时代的长远来说，《史记》都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是后世史家的优秀楷模。宋代史学家曾评价《史记》一书说：“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南宋郑樵《通志.总序》）后来清代史学家赵翼也认为：“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二十二史札记》卷一）事实上，自班固《汉书》以下至《明史》，以至《清史稿》这一系列的史书，在某些名目和门类上尽管有所改变，但基本上沿袭的是《史记》的体例。

作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史学观点、修史的态度也是值得肯定和推崇的。从《史记》所反映的复杂、丰富、深刻的思想来说，司马迁无疑是一位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史记》中的《货殖列传》是为春秋末到汉朝初年的富商巨贾作传，叙述他们的生平事迹和经济活动的状况，以及各地的生产情况等等，在《太史公自序》中有说明，他称这些富商巨贾“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于以时，而聚财富”他认为这些人不危害政治，不妨碍百姓，按时买卖，使财富增多，这也是他写《货殖列传》的缘起。司马迁的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是追逐富有的，都以处于贫贱为羞的，因此认为经商致富是应该推崇的而不应反对。这正是司马迁敢于冲破正统思想的束缚，是其进步历史观点之所在。司马迁在写史时持正不阿、公正严肃、敢于求实的态度和精神，也正是后世许多进步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所追踪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迁的有胆有识的信史的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推崇。

从散文的发展史上看，司马迁把中国的历史散文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史记》以前，著名的历史散文名著已有《左传》、《战国策》等。《左传》把《春秋》中一条条简单记事，铺张成为有细节描写和人物活动的叙事文，反映了一些具体历史事件，增强了形象性。但《左传》的叙事为年月所分割，限制了叙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语言也不够流畅浅近。后来《战国策》在叙事和人物形象描绘上比较生动，但也还是片断的、不完整的。而《史记》无论是写人物，记场面都十分集中、完整；故事性强，结构谨严，匠心独具。语言也平易简洁，生动传神。它不但对历史散文有影响，而对唐宋以后的历史散文有影响，而对唐宋以后的古文发展也有重大影响。唐宋古文家在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和艰涩古奥的文风时，即曾标举《史记》为典范。著名的所谓“唐宋八大家”，以及明清的古文学家无不熟读《史记》，受到《史记》散文的熏陶。

小说和戏剧同样受到《史记》的影响，《史记》传记中的故事化手法原有小说的特点。它在人物的塑造、性格的刻画方面，人物对话声口毕肖，以及细节的描绘和情节的安排等方面，都给后世小说家以很大的启发。《史记》又是元明戏曲的一个重要来源。这说明《史记》的影响是十分广泛深远的，它是中国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