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在描写人物时，是倾注着自己强烈而真挚的感情的。我们看《史记》作者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叙述屈原的遭遇时：

......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这种夹叙夹议，笔端饱和着真挚感情和强烈爱憎的叙述，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正确地认识到屈原的性格、品质和他作品的伟大意义，而且也使我们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也就是通过司马迁所表现出来的伟大正义的力量，即对于历史是非的公正裁断，对于真、善、美的维护和颂扬，对于假、丑、恶的谴责和抨击。这种对于爱国诗人充满同情、爱护和对于黑暗势力充满激愤、斥责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抒情作品，与贾谊的《吊屈原赋》有着“异曲同功”的文学效果和价值。

又如《史记》七十篇列传中的第一篇《伯夷叔齐列传》这是司马迁为殷末隐者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齐写作的传记，文章记叙了伯夷和叔齐让国不贪以及他二人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的事迹。名为传记，然而笔法却很独特，记叙二人事迹的文字并不多，而围绕二人的事迹展开纵横跌宕的议论，抒发作者忧愤的笔墨却占了主要篇幅，这部分极富批判精神。作者借伯夷叔齐的遭遇揭露了恶人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而好人饿死早卒、遭灾遇祸，是非颠倒、善恶反悖的黑暗社会现实。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如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篇末，也不用赞语，杂引经传，议论纵横，前人认为是《列传》的变体，文章之绝唱。

在《史记》全书中，这种情文并茂的的叙述文字还是很多的。通过这些具有丰富感情和鲜明倾向的抒情性语言，构成和涌现出一个新的性格，正像透过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一样，在我们面前也有一个伟大的太史公的形象。